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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uglio

袁隆平的贡献

 

因为无聊的媒体,袁隆平的身家在聚光灯下成个了问题。不过仇富人群这次表现得很有风度,他们一致认可:像袁老这样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民科学家,有钱是应该的,用钱是天经地义的,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的财富,解决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直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

这都没有问题,只是对末后一节,我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杂交水稻的发明,或者类似的先进生产技术,真的是农民的福音吗?

——这样问不是太奇怪了吗?先进的生产技术导致高的劳动生产率,杂交水稻的推广大大提高了产量,种植者的收入也就增加了,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想一想,再想一想。

如果所有的常识都永远是正确的,这世上就不需要任何的学问思辨了。很简单,产量的增加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变量,就是价格。丰收反而谷贱,谷贱则伤农,这也是常识吧?

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解放前叶紫的小说,跟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收在一起,专门讲农民生活怎么样水深火热,苦大仇深,一年到头,又是抗旱又是抗涝,总算盼来个好年景,稻谷贱得简直不值钱,各种苛捐杂税又摊上来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满仓金黄被人搬走。最后老农气得吐了血,终于有了觉悟,气息奄奄地握着儿子的手说:“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俺们活不下去啊!你去吧!”写得还挺有感染力,题目就叫《丰收》。

农产品的收入=农产品销售量*价格

两个因数,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乘积会怎么变化呢?依据常识,你应该回答不知道。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是降低的。只要引入一个价格弹性的概念,就变得很容易了。

量增价减,量减价升,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是常识。但这只是定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定量的分析,因为不同产品的需求量对应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比方说吧,假设现在市场上的钻石全都提价一倍,销售额很可能下降到原先的一半都不止,大多数消费者现在就不买了,或者购买别的奢侈品作为代替。但大米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它也提价一倍,成交量绝不会萎缩到原来的一半,因为饭是不能不吃的;反之,如果它降价到原来的一半,我们也不会因为它变得便宜了,就每顿吃两碗。

稻米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很难找到替代,因此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是说,价格变动的幅度要大于交易量变动的幅度。全面的高产,只会使销售额略有增加,而米价则大幅下跌,在全国性吃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农民的状况反而是变坏了。

问题马上就来了,那农民为什么还要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播种优质水稻呢?应该集体抵制才对啊:什么杂交之父,一边凉快去!

恭喜,你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心,也是近三百年历史进程的核心。

什么?因为农民想不到,想得了这么多他们就不是农民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需要致良知!每个农民的选择对整个市场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只有少数人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就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指望,这和在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并无不同,在这种激励下,最终一定是所有生产者都尽可能地采用了新技术,接受了新稻种。

就像马克思说的,机器排挤工人,新的农业技术也会“排挤”农民。农业越是进步,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处境就越是糟糕。农业收益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出乡土(“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如果你更喜欢现代性叙事),农业人口越来越少,直到“大农业”成为可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一个平均利润率。这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

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在中国两千多年农业社会的格局里,新技术为什么不发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完全是靠最基本的劳力和最简单的工具来维持的。劳动力的廉价使得技术进步完全没有动力,因任何一种新工具、新技术其实都是同人力在竞争,在不知工业化为何物的时代,你叫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往何处转移呢?

集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之大成的,是王祯的《农书》二十二卷。直到民初,中国农村使用的农具都很少有一两件是其书未载者,可见农业技术在元代已基本定型,六百年间几无突破。对于“谷贵伤民,谷贱伤农”,古人也认识极早:

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又日粜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

中央调控”,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平,就一直是大一统政府的理想。

还是回到袁隆平。八十年代初,农民说解决农业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在不够吃的条件下,一个给政策,一个给技术,功德无量,也确实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到了九十年代,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还有余,袁老又孜孜不倦搞出来了“超级杂交水稻”,精益求精,这对我们不种田的人当然是好消息,而对种田的人,未必就是雀跃之喜。

在依旧每家各种几亩地的格局下,指望技术进步,只能脱贫,不能致富;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要想奔小康,只有另外想辙。包产到户也只不过是回到了传统自然经济时代的分散经营而已,不可能包打百年。

三农问题能不能够在农村解决?还是只有步趋西洋的城市化?从前费孝通提出“乡土工业”,说离土不离乡,应该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出路吧。对此我完全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说什么了。

27 luglio

我们这个时代,清谈都能录下来,真好啊

 

刚看了刘索拉和陈丹青的对谈,很有趣。有些家常话,说贝多芬毁灭音乐,是伟大的罗嗦;《致爱丽斯》是英雄发嗲,可发嗲也是英雄啊!都讲得特别好,特别有意思。从前狂得没边,一句话是中国无人,现在看起来,是我目中无人。

朱天文在《梦晤》里记侯孝贤拜谒黑泽明,之前侯孝贤说他想拍的是天意,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自然法则,他想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到了东京,放完《戏梦人生》,有个记者自作聪明地问,这部片子是不是要表示人世的无常啊,冥冥中我们都是被命运之线操纵的木偶。结果遭了一声断喝。八十四岁高龄的黑泽明用了一种近乎吆喝的口气说:“不!它就是电影,它就是cinema!”

cinema就是cinema。刘索拉说,音乐就是他妈的音乐,别的什么都不是,这大概是唯一一种能够与“自然法则”相颉抗的理解吧。

 

    丹﹕我記得你當時看我的畫﹐嘴裡就開始發聲音﹐說如果是表達這幅畫面﹐就是這麼個聲音。   

    拉﹕沒錯﹗我還說過想開個音樂會﹐就唱你的畫﹐我記得。可其實什麼畫派﹑什麼色彩﹐我完全不懂。 

  丹﹕懂不懂不要緊﹐我也不懂我的畫﹐要緊的是你有沒有“感覺”。 

  拉﹕我的感覺是做音樂做到一定程度後就不想聽音樂了。剛開始我還特內疚﹐覺得怎麼這麼喜歡沒有聲音的感覺。但是完全靜下來後﹐我會從靜中聽到音樂。我不能聽別人的音樂去想我的音樂。我要坐在一個完全沒有聲音的地方去聽﹐就能聽到音樂。 

  丹﹕音樂不是指“聲音”。 

  拉﹕必須是在無聲中才能聽到音樂。可是畫呢﹖你說你有沒有在完全不看的情況下﹐才能看到畫﹖ 

  丹﹕哎呀﹐我路子和你不一樣﹐我是寫實的。視覺經驗總要求有對象﹐我得看見東西。可是我看見東西的時候﹐可能我已經把它看成一幅畫﹔一群人在那兒說話﹐我已經本能地在那兒構圖。但是這不等於“畫”。 

  拉﹕嗯﹐現實主義。 

音樂就是音樂 

  拉﹕音樂﹖結構主義對音樂的解釋是﹕音樂裡沒什麼打雷下雨﹐就是小提琴﹑大提琴的聲音﹐都是技法。雖然結構主義有點兒太極端了﹐但我認同音樂的最大意義就是聲音的探索。 

  丹﹕莫扎特的八重唱﹐就是玩八條喉嚨﹐別去找“思想”﹐找“意義”﹐我連劇情都不太知道﹐還是好聽。 

  拉﹕對﹐古代藝術真是這樣的。 

  丹﹕非常游戲的。 

  拉﹕一直到貝多芬﹐才開始解釋音樂。悲愴﹐開始有了人文的東西。 

  丹﹕開始有意義﹐有思想。 

  拉﹕除了歌詞的意思還不夠﹐大家還要問這聲音是什麼意思﹖激起你什麼想法﹖聲音就是聲音﹐對於創作音樂的人來說﹐他就是他媽的要造這種聲音。 

   丹﹕是的﹐音樂就是他媽的音樂。威爾第說﹕“歌劇就是歌劇﹐交響樂就是交響樂”。他說這話是針對華格納的音樂劇─藝術傳達感情﹐傳達給感官﹐但藝術的“感情”跟你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不是一回事。小提琴在那兒拉﹐很傷心﹐那跟你自己真的在傷心是兩回事﹐你要是正在傷心﹑失戀﹐你沒法上臺演出。 

  拉﹕藝術創作不是簡單的心理學發泄。除非是那種最基礎的流行音樂﹐只是拿旋律來解說人之常情。 

  丹﹕流行曲就是要惹你哭啊﹐撓你癢癢。我操﹐快哭啊﹗ 

  拉﹕我傷心啊﹐我要死了﹐我死了─-流行音樂在表現這種情緒時不需要講究音樂風格﹐只要情緒動人就行。 

    

  丹﹕創作中的所謂“個人性”可能越來越突出。過去出個天才﹐他一個人就會有巨大的團塊感﹐輻射度很強﹐影響一片﹐如印象派老大馬奈﹐後印象派老大塞尚﹐今天情形不一樣了。藝術史上頂要緊的幾個大領域﹐大的可能性﹐都擺滿了﹐都到頭了﹐都發掘過了。現在只能靠每個人拿一點點東西﹐添進去﹑畢加索說﹐塞尚﹑凡‧高之後﹐我們每個人自己必須是個太陽﹐自己照亮自己。而希臘人一直到19世紀﹐始終在一個大規則裡玩(大意如此)。現代藝術重新組合個人﹐這些組合可以說是屬於你的也可以說是屬於我的﹐但不再可能像傳統那樣﹐有團塊﹐有輻射性﹐事物的命名總是比事物晚。比如今天許許多多繪畫專業術語﹐什麼體積﹑塊面﹑中間調子﹑色溫﹑色相等等等等﹐都是很晚近的說法﹐可是所有這些﹐畫家很早就在做﹐古代許多畫家根本不識字﹐你要是拿今天音樂學院的一套詞令去和貝多芬談﹐他一半聽不懂。他根本不解釋﹐華格納去看他﹐他就說﹐以後你痛苦了﹐會想起我來。他才不解釋。貝多芬偉大﹐去年秋天﹐我特意到波恩看他老家去了。 

  拉﹕對於在歐洲搞音樂的人來說﹐貝多芬是一個毀滅音樂的符號。 

  丹﹕他太強大了。 

  拉﹕從他那兒毀滅了音樂。 

  丹﹕他揮霍掉了。你說歐洲人罵他﹐歐洲人還有個說法﹐叫做“弒父情結”﹐后代總要罵倒前代﹐貝多芬巨大﹐攔﹐誰也繞不過他﹐只好叫罵﹐在西方﹐所有先賢都有人叫罵﹐寫書罵﹐還拿回幾年的博士經費﹐然後成為教授吃一輩子。  

  拉﹕因為音樂從貝多芬那兒開始說廢話了。 

  丹﹕我操﹗你就這麼說貝多芬﹗﹖你混蛋﹗ 

  拉﹕這不是我的“原創”﹐是西方音樂界一個普遍的審美吧。我想這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極度發達後的結果。西方的人文道路不僅經歷了貝多芬﹑華格納式的浪漫﹐還經歷了勛伯格﹑約翰凱奇等各個不同時期和流派的人文思想﹐當人們的創作思維可以完全不受拘束地發展之後﹐會更加讚賞古典音樂的純淨﹐這同文學是一樣的。

    丹﹕西方已經佔有貝多芬﹐貝多芬是迴避不了的﹐所以他們可以叫囂﹐反傳統﹐達達派還叫囂燒燬所有美術館呢。還是昆德拉講得好﹐他說﹕音樂傳統分上半時和下半時﹐所謂下半時﹐就是指從貝多芬到20世紀初的傳統﹔上半時﹐上溯到巴赫以前的音樂。這說法很準確--可是昆德拉自己就非常喜歡貝多芬﹐非常懂貝多芬--到20世紀﹐繪畫﹑音樂﹑都在上半時傳統裡找原理﹐找可能性。畢加索的非洲時期﹑新古典時期﹐都是要越過18﹑19世紀的傳統﹐斯特拉文斯基也干一樣的事情。你們都愛說“審美”﹗什麼審美﹗貝多芬﹐多麼偉大的羅嗦。 

  拉﹕就是感覺羅嗦。 

  丹﹕你他媽才羅嗦拉﹕我不知道在油畫上比是什麼感覺﹐是一種什麼油畫﹐好像大刷子拼命往上掄的東西﹖ 

  你以為“大刷子往上掄”就是浪漫主義嗎﹖浪漫主義繪畫很嚴格的﹐就是凡‧高的畫﹐畫得才細心呢﹐繡花似地﹐不能亂來的﹐一亂﹐一幅畫就砸了。 

  拉﹕羅丹那些泥巴的形像我不能忍受﹐太做作了。至少是浪漫派的真傳﹐英雄加美女。 

  丹﹕貝多芬毫不做作。貝多芬太強大了﹐他把一些領域給滅掉了。繪畫上只有米開朗琪羅可以和他並列﹕力量﹑痛苦﹐大悲大怒﹐君臨眾生。他倆相差三百多年。 

  拉﹕米開朗琪羅是神性的力量﹐貝多芬是人性的力量﹐不能比。米開朗琪羅更強大和更平靜﹐他的英雄都是神不是人。而貝多芬的“獻給愛麗斯”﹐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的前身吧﹖ 

  丹﹕他偶爾寫多情細膩的作品﹐很好啊﹐我喜歡﹐那是英雄發嗲﹐發嗲也是英雄啊﹗ 

  拉﹕當然他很偉大。他晚期寫的《歡樂頌》﹐充滿神力。但是我們彈貝多芬的早期奏鳴曲時﹐那些沒完沒了的七和弦﹐沒完沒了﹐聽《悲愴》﹗就是典型的羅丹嘛。你能感覺到每一個和聲都是羅丹的人物在皺一下眉頭和抖一下肌肉。當然誰都是這麼過來的。 

  丹﹕“悲愴”是老柴﹐朗格說老柴是“淚汪汪的傷感主義”﹐貝多芬是發脾氣﹐他頂討厭哭。肖邦講過的﹐肖邦說《命運交響曲》頭幾個旋律﹐那叫音樂嗎﹖那是針對肖邦自己的﹐怎麼說呢﹖“審美”﹖﹗不能比。羅丹那叫做“嬌情”﹐貝多芬是“發作”﹐不能比。羅丹的什麼《思想者》﹐什麼《吻》之類﹐給民國初年的中國人看看﹐正好吃進。我一位小時候玩耍的同學說的好﹕咦﹗羅丹的思想者像坐在馬桶上﹗說得多像啊﹗ 

  拉﹕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只是學了音樂史﹐流派﹐沒有挑剔地全接受。我現在也不是要排斥浪漫主義﹐而是物極必反的心理﹐覺得有必要弄清楚。 

  我們上學的時候就是因為被那些“暴風驟雨似的絃樂鋪天蓋地卷來﹑帶來什麼“曙光”之類的評論給毒害得不會控制音樂風格。 

  丹﹕這不是貝多芬的錯﹐這是我們的問題。

   拉﹕我們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的“原創”﹐是進口的﹐是貝多芬時期開始的所謂個人英雄主義﹑資本主義時期的個性解放。 

  丹﹕資本主義上昇時期“資本主義的青春痘”。

17 luglio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孟森《明清史讲义》

  当日读书至此,即心有戚戚,而今再寓目,掩卷重又叹息。案之《国语》:

“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

栾武子德行素著,儿子虽不肖,犹能托其余荫,此即心史所谓“祖泽未尽”;至于怀子,更父之恶,绍祖之德,却终不能立于其国。佛家云业报,有现报,有当报,有后报,若天下国家之属,是为共业,故曰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反过来说,就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当承平之世,人民各理生业,而当据乱世,其必曰“我有心无力,大势所挟”,令人亦不忍求全责备。其实不然。“势”是何人所造?苟不能斡旋气运,救焚拯溺,国家养士何用?宋祚将尽,谢太后语人曰:“我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痛哉斯言!

据乱世者,可以致败亡,可以开中兴,事在人为。病兆方生,未成大患,可投之以药石,加之以针砭,补弊起废,犹未为晚。若沉疴既笃,变生肘腋,欲振乏力,则悔之晚矣。明季君臣岂不知国家多事,惟世间已无张居正,再没有人物,再没有办法,因循苟延六十载而明亡。所谋当身而止,哪怕祸遗子孙。长陵仓皇,煤山落照,虽曰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又岂可得哉!

今日所欠者,一满洲、一李闯而已。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今天你崩溃了吗?

 

《我的千岁寒》出炉以后(那个炉温估计足以破坏白鸟座圣衣),只听到两种声音,一种说看不懂,一种说王朔太能装了,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在写什么。——都怎么了这是?

老王,你神经了吧?”——这位兄台,您月经了吧?怎么就这么不识货?

《千岁寒》虎头蛇尾,《唯物论史纲》没大看明白。但是我要说,王朔的北京话版《金刚经》是我读过的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之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合一了都,连这样的好作品都瞧不上,你还想瞧什么?

即使王朔写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在了,即使这四五十年所有被称之为文学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事实上都会灰飞烟灭的,这二十页纸也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人在极度的绝望和痛哭中写成的。

有人说王朔瞎证,你也瞎证一个给我看看?

当时在书店里翻书,拿起来看了两段,严重靠谱。旁边正好有人要送我书,我说你就送我这个。在看了老王《金刚经》和《致女儿书》之后,令我对当世文人轻视的心收了大半,情智双修,穷生死蕴,“保保未可轻也!”

其实想挑他的眼太容易了。丫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连经名都给译错了!什么叫“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慧”?“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应当翻成“能打破一切无明的金刚那样无坚不摧的通向彼岸的智慧”!老王明显拧巴了。连个“能断”断什么都拎不清,还译个屁的经?吃错药了吧?但这些关门过节真的重要吗?

反正我都原谅了。经义我也能够对人讲明,但要用这么鸢飞鱼跃的语言,表示得这么曲尽流转,就非我所能。

下面挑两段特别悦服的来观摩一下,抱着赞赏和学习的态度:

所谓真相,不是还有一个叫天国佛土的景象,而是一切景象不在!”(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离相寂灭分第十四,被他老人家译成“大家都会消失得不留痕迹”。唉,看到这种地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大彻大悟说:“是这样!是这样!必须觉悟!根本没有一把叫至高无上菩提心的大锤在我手里握着,砸开千百亿扇心门。”(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

必须觉悟!菩萨也是一个词。他要这么说:我不度众生谁度众生?那他连菩萨这个名也不配叫。

“——为什么这么说?必须觉悟!回故乡之路根本没有一个巴士站牌叫菩萨领路。所以我说:觉悟路上没有我站、没有人站、没有众生站、没有永生站。”(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其实这样寻章摘句,拆开来看,一点意思也没有。《金刚经》不是格言集。这个东西只可自怡悦,对眼的越看越对眼,没知觉的就是没知觉。以心印心译将出来,完了我估计老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那又岂是干巴巴地说理而已!极度欢悦而又极度悲伤。所谓欣慨交心,骤闻法要便是这么个心情。

听到王朔对记者说:“这叫了生死,你们懂吗?!”按不住肚里一阵狂笑:特有追求特严肃,你不是一个俗人!本来就不是痞子嘛,一不小心漏出本质来了,大家却说,诶,你怎么神经了?

我同意王朔严重正常,那是必须的。

骂他装逼也正常,下士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

说看不懂更正常。都看懂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致女儿书

 

最近突然想看看我朝活人写的东西,就从当当订了两本,陈丹青的《纽约琐记》和王朔的《致女儿书》。不日送到,两本书的厚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判断书价便宜还是贵,有个很简单的标准,一万字一块钱以下的,基本算是便宜,以上,就是贵了。王朔这本大作才几万字,又不是铜版纸,又没插图,居然敢卖十五块钱,简直是丧心病狂!又居然第一版就印了二十万,太操蛋了!可翻开序言就没词了:

这次出书再次证明了我是不甘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了?我就这样。瞧不惯我别买呀。就跟你多正经似的。谁也没求着你。我这书不想男的看。男的一肚子脏心眼儿。……我认为女的比较关心人、本身的潜在可能,能聊到一块儿去。男的分工好像是管物质交易、社会关系那一部分,所以特爱比较价格,分高下,什么都放在一起比,特讨厌。”

我太贱了我!

但读到这几句心里就平衡了:“往前看,指日可待;往回看,风驰电掣。这是我对岁月的感受。”“少年和中年的分野是,人小树高,看似遥遥无期。”

这次复出,王朔彻底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译写《金刚经》和《六祖坛经》,那完全是给自己看的;《致女儿书》只假想了一个读者,就是他女儿。不再跟读者逗闷子,叫好声一片自然也就没有了。肯定有很多人在纳闷,王朔写东西怎么不好看了?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有些成见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比方说现在的文青都觉得,不写小说就不能传世久远,就不能进入文学的中心。我很纳闷,这些教条都是什么人龟腚的?在关汉卿写《单刀会》,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年代里,我们今天认为最正统、最严肃的文学品种在当时人的眼里是最上不了台面的,《四库全书》都不收。弄这些玩艺的文人是最没有前途的,自甘同于倡优。这一个多世纪,才乌鸡变凤凰,大家都开始攀高枝了。

这种势利眼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我很高兴老王终于想通了,码字再次成为他个人自我灵魂探索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取悦他人的方式。就凭这一点,王朔就是那一辈作家中最聪明的,其他人还继续躲在故事后面装神弄鬼。

形式的束缚容易摆脱,要摆脱自己意识里的束缚太难了。多少年的熏染,惟变有漏为无漏,“转识成智”才行——老王不是证佛经呢吗?所以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本来是打算把自己一生的过往向最亲的亲人做一个交代的,结果十五个小标题才写了两个,“我的那点勇气已经耗尽了”。虽然使我有严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是在网上看了目录以后决定买的),但也很能理解,化身为公正的旁观者解剖自己、审判自己,对于人来说,是过于艰难了。卢梭在《忏悔录》里标榜自己的坦白,有研究者表明,其实远远没有坦白到他标榜的那个程度。萨特写《文字生涯》,也是写到自己童年时代为止。毫不为难的,只有周国平。

写不完不要紧,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有这点勇气。甚至有人,连这点勇气也没有,到垂危病榻的时候,才重新获得,那时只好带进坟墓里去了。

惟愿老王知行合一,勇猛精进,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标准化翻译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自个儿没事的时候琢磨天下大事,让人号啕大哭的有一件,让人吞声饮泣的有一双,让人唉声叹气的少说也有半打,至于其他伤天害理的,数都数不过来。新闻里天天报,社会很安定很和谐,我怎么就没觉得呢?那些强行制造和谐气氛的,不是笨蛋就是马屁精,都不知道自家门朝哪儿开!举着祥云火炬跑到矿井底下,瓦斯还没来得及爆炸,就说很好很强大,今天的形势,跟这有什么不同吗?本末倒置,顾头失腚,拆了东墙补西墙,马马虎虎混日子罢了,好意思唱什么和谐!

16 luglio

避孕的由来

 

我提议(不代表党中央),8月8号那天,大家没有要事就不要出门了——连打酱油都省了。在家多做做俯卧撑,用全民健身表示对奥运的支持。

有时候真是同情我们的公安干警,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推到第一线,吃力还不讨好,现在连猫在老窝里都不安全了!楼会被烧,人会被捅。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

本来嘛,办奥运挺美好的一个事,人家不来我们还不高兴,不给面子是吧?来了又紧张,生怕出个什么岔子,就算没有损伤,影响恶劣也吃不消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况且届时外国媒体云集,封锁消息也不像处理内政的时候那么方便。领导上的重视是高瞻远瞩的,作为深明大义的群众,是应当配合的,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奥运,俗称避孕:全国人民都别往伟大首都跑了,首都人民那几天就别上街了,是所至嘱!

我奇怪的只是,遥想唐代的长安,常年胡人云集,“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去年的亚洲杯,伊拉克人得了冠军。在那一刻,举国欢腾,所有的分裂和动乱都不存在了,所有的敌对和隔阂都被打破了,不分民族不分教派,全都涌上街头欢庆他们的胜利,连武装分子也举枪向天,欢呼踊跃,重现和合一家之象。这才是体育的真精神,不论为时久暂。我华夏泱泱大国,数千年礼仪之邦,办这么个会,办得上下暌违,中外否隔,思之宁不惭愧!

什么叫仁政?就是责己不责人。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未至,此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洋人批评反对我们的都是“别有用心”,群众闹事不满意的都是“不明真相”(所以他们都应该读《道德情操论》),独独我们的主政者,老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比窦娥还冤哪。

主席说得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百姓说得更好,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怨望所归,必有招怨之道。以德治国,知荣知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难道就不应该反身而诚吗?

原本是盛世的装点 ,不幸成了乱象的预演。

08 luglio

有意义的一天

 

到家了。有点累,但日记不能不补记。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西元二零零八年七月六日,天气晴,阳光明(媚到三十八度),万里无云,我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因为出门忘了看黄历,以致车驾在昆山附近突然抛锚。排除故障就花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向上海方向缓慢位移一两公里之后,腹部再次传来突发性的抽搐。停车,检修,如是数次。铁路部门向近千名乘客不厌其烦地阐释了“咫尺天涯”的真理。终于,在“再停车就暴动”呻吟中,伟大的T115次跌跌爬爬地撞进了终点站。原本三小时的车程,晚点了三个小时。这意味着塔尼娅同学在车站生等了我三个多小时——我真是罪孽深重的人啊!

还好,看来我的罪恶还没有重到连轻轨都载不动的程度。

谢谢大家的盛情款待。虽然你们都知道我其实是来办身份证的。

谢谢姜欢喜,通宵没合眼,排了一天的戏,还陪了我们半天。谢谢龙哥,下了班特地跑来。龙哥太能砍了,从饭饭砍到刘慈欣居然,下次继续。这回记好了,“江浙人,北京话,新思想,旧道德”,以后按这个指标挖到老婆不要忘记我。小鸡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一应俱全,连书都码得那么万象森然。然后再到小萨的窝,就完成了从有序到混沌的转变。包筱璐同学还是那副操行,惟一让我佩服的是,穿那么短的裙子也敢跟人促膝谈心。

晚上散伙以后,和小鸡陪国宾走去南区。小鸡对全体女生爱的表白还招摇在三十一号楼上,虽然已经百孔千疮。“我靠,他们居然不撕?”“当然了,夏挡凉风冬避光啊!”

进了国宾的寝室,就静默中站了一会儿。有千百种语言消失在胸口。房间还是那个朝向,他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连电脑桌面都没有变!(他说中间换了好多次,又换回来了)三个人已经搬走,铺盖卷起,空空荡荡,一切就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样。在那一瞬间,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妈的我的身份证怎么会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