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有个让我感觉不很愉快的人，找我做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我先是委婉、继而明确地拒绝了，可他还是隔三岔五地打电话来，而且换了各种各样的号码，不胜其烦。所以最近不知名的电话我就都不接了。这几天发现这种电话突然变得特别多，被我掐掉的就有三四通，无人接听的还有……？昨天晚上从外面回来，来电显示又有好几条，我还在想：真是执著啊！铃声再响的时候，我就接了。然后隔着电话那头，横跨欧亚大陆，传来了姜欢喜同学略带责备的声音……

    我是如此惭愧，以至于嗯嗯啊啊的，在国际长途中都没有能够说明原委。只是说“不是这样的”，那么是哪样的呢？“我不是有意的”，难道是故意的吗？在此我谨向姜欢喜同学敬谢我的失礼失察失职失误之罪，请原谅我这个律盲吧（释义参见小转铃老师的雄文）。若“耍大牌”，则吾岂敢！

一位运动员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取得了优胜，品达为他写下颂歌。那是公元前五世纪，现在怎么看怎么像是专门写给刘翔的。翻过来肯定差了点意思，我也不懂希腊语，大家将就着看吧：

他突然赢得一些高贵的奖励

在青春丰饶的岁月里

希望将它高高擎起；勇气插上了羽翼；

在他心中有比财富更美好的东西。

然而人类的欢愉为时短暂。

转瞬即逝；可怕的决定将它连根斫斩。

——一日之事！人就是如此；如梦中幻影。

而当神赐的荣耀向他降临

    灿烂的辉光闪耀其上，生活是如此甜美！

刘翔意外因伤退出比赛，击碎了十三亿人的梦想。飞人折翼，当他背转身去，所有的观众都为之错愕，高台失足了一样。可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是太冷血的了，那帮媒体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啊？

有个记者问，现在到处都是刘翔的宣传海报，他就是北京奥运的代言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人民能不能够原谅？（中国人民都像你这样的吗？原谅？你是谁啊！）还有个记者问，刘翔退赛是不是事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我惊奇地发现，外国记者都还表现得温文有礼，首先表示一下遗憾，不管是假意还是真心吧，倒是我们本国的记者，都非常简洁，单刀直入：你们演的这是哪一出？几个小时以后，各式流言四起了，传播得比刘翔还要快。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苛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为什么索隐者的心中怀揣了这么多的恶意？不，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惊人的冷漠而已。我毫不怀疑整个“意外事件”的背后，有利益的博弈，否则他们至少也应该事先透露一点消息，打个预防针，免得全国观众从期待的巅峰跌入失落的绝底。也许，提前退出比赛有损“国家形象”？还是会使央视广告大受损伤？但这一切与赛场上的刘翔无关，也与奥林匹克无关，请还体育以纯粹。他脸上写着的痛苦是真实的，他的努力更加真实，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你们还想怎样呢？面对失声泪下的孙海平教练，怎么还能问得出那样的问题呢？

无时无地不在挖掘寻找，碰上可以抖落的材料就跟苍蝇见了血似的，毫无同情和恻隐，或者说这是媒体的职业病，相比之下，刘翔在亿万次训练中落下的伤病是多么高贵的一种职业病啊。如果说这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体现，在真正的阵地上（不要告诉我没有那样的阵地），怎么没看见你动人的身影呢？在一个不幸遭受巨大挫折的运动员身上逞什么淫威！

舆论杀人的力量，曾经毁了阮玲玉，毁了玛丽莲·梦露，现在摊到刘翔了。造偶像的是他们，灭偶像的也是他们。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把艺人和体育明星当做倡优，看成可以带来巨大广告效应和商业利益的象征符号，而不是一个人来尊重。从来都不是。

2008，北京，鸟巢。这里留下的不是刘翔的耻辱，而围绕着他发生的有些事，是国民之耻。

孙海平教练泪洒新闻发布会，说是请大家原谅。您太言重了。我们期待着刘翔再次飞起来，一点都不带勉强。因为他不只是为了跨栏而活着的。

附记一  赛前体育总局某领导表示，如果刘翔在本届奥运会上拿不到金牌，之前的成绩都等于零。

附记二  张五常教授保守估计，刘翔这块金牌至少值十个亿。

附记三  刘翔失利后，迅速有人指责他广告拍得太多了。

从审美上来说说观感吧，与政治无关。

总的来讲是fine，可以得个及格的分数，但要说有什么东西特别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有一两个这样的镜头才对），我是没有发现。黄健翔老师“奥运春晚”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开场那阵喧天锣鼓还是很提气，当然主要也就是人多排场足。然后一个不怎么好看的小姑娘开始唱《歌唱祖国》，我从来没听人把这首歌演绎成这样，感觉还不错。好在她没唱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鸟”。

接下来，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庙会就开始了。张艺谋恨不得把所有的“中国元素”都给撂进去，煮一水端出来，仿照一种国粹的原理——杂烩火锅。有必要搞得那么芜杂吗？好像不把四大发明琴棋书画京剧昆曲统统装进巨幅画卷，洋鬼子就想不到他们来到了中国。一大饼子锦衣人在那儿打太极，中间是少儿馅的，背着书包奋挥彩笔进行创作，这搭调吗？

当卷轴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茶”字的时候，我确实对张艺谋的智商感到了失望，你要表现一种元素，也请使用象征的手法，摆那么个大字在上面就算表现了？不知道老外都是文盲啊？太憨实了，完全不懂得虚实相生的道理！这样子装一百种元素进去也没有用啊。你怎么不表现麻将的呢？你怎么不表现豆腐的呢？

摆场面，越大越好；陪吆喝，越响越好；整视觉，越眩越好。这也都需要，可总也得有点别的吧？从前人画画，有把四时花卉画在一个卷子上的，那叫写意。张艺谋画的这是什么？这叫操蛋。因为他把一切都当成“元素”，而不是实体；只知道嫁接，不晓得生发。归根结底，是他对他所驱使的那些东西，既没有真正的了解，也没有真正的感情。当然，我也知道这是要求过高，在总导演这个位子上，我们已经不能用一个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张艺谋了。我事前还真存了几分指望，奢望在这个百年盛会上真能把我们这个文明的意思向万邦四夷传达一点点呢。

给我印象最恶劣的就是“三千弟子”那段，太恶心了！头上摇着鸟长的羽毛，竹简摊在地上，屁股蹶得老高，那是中国人吗？那是一群印第安人！旁边鬼哭狼嚎的什么玩艺儿？“文行忠信”？子啊，你带我走吧！

服装也失败。在画卷上跳舞的一袭黑，穿得跟蝙蝠侠似的。后来忍者神龟那段声势特浩大——报幕的人说那是“绿衣使者”，头上一色的绿帽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想表现什么。

当然也不是一丝亮色都没有。大脚丫子焰火的创意很不错；万里长城化作桃花散去要算是这台庙会的神来之笔了；活字印刷的想法也可以打个八十分。张艺谋同志百忙之中没忘了重点凸出一个“和”字，这马屁拍得，已经达到“百炼功纯返自然”的境界了，不愧是从黄土地里爬摸滚打起来的人精。也确实只有这样一个浑身“中国特色”的导演，才能承担这么重大的一项表现中国特色的任务。

李宁点火飞檐走壁，那两根绳子吊得实在难看。老外可能不觉得，这要归功于李安张艺谋们的培养和熏陶。有人说那是嫦娥奔月，拜托！李宁大叔年纪也不小了，要么也是夸父逐日好不好？那就索性整得再像一点么，中间放下来喝干两条江，吊上去再把火炬一甩——化为邓林。

    主题歌一点都不主旋律，怎么传唱啊？还不如超越梦想一起飞，欢笑伴着泪水呢。另外，刘欢老师是不在状态啊，还是当着远来的客人谦虚了？怎么把风头全让给莎拉布莱曼了？

顾亭林致黄梨洲书有云：“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蒉，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

这是读《明夷待访录》以后的复书，其时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六十七。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说立志不难，而持志极难。

虫鱼我没注过，风月吟过一点点，现在也一把年纪了，希望自己能够慢慢地“渐有所窥”。定庵诗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我在中文系混过四年，换来的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极大反感，之前一直不大想说，现在来说一点点。

诗文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研究的。至于说什么“以诗证史”，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已经不能叫读诗。最好的“研究”法，就是素读。一遍又一遍，废话不要讲。

胡小石先生在南京的时候，几个学生去家里看他，在门口就听到他读“破额山前碧水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读完一遍，说“好”，再读一遍，又说“好”，再三再四。王易还是哪一位，也是这样子。上课讲柳永《八声甘州》，才读第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就停下来，说好，从头再读一遍，说好，好，好！

除了说好，还能说什么呢？惜乎今日已无人识得此义，徒以竞逞智巧，穿凿学理为能事，哀哉！

钱鍾书亦博学多闻矣，不幸雅好“谈艺”，艺是可以谈得的吗？谈论之中没有艺术。

一首好诗，是没法说的，因为能说的都已经说了，剩下的都无可说。要是他道不得的，你能道得出，那你就创作去了，还研究个什么东西！而一首坏诗，是不值得说的。我们能够谈论的，都是些不好不坏的诗，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简称废话。所以《谈艺录》可以更名为《话痨集》。古往今来读书之多，或未有如钱先生者；古往今来的话痨，也无有如钱先生者。

等而下之的，还有所谓的“外部研究”。中文系的先生，竟有用王湾的生平来考问学生的。这我知道啊，他曾经行次北固山下，时间应该是早春。“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诗人的生活就在他的诗里，更何有也？第一，你记得他做什么？书上都有啊。人的头脑是很宝贵的，应该用它来掌握最宝贵的信息。这种东西只要讲一门课就可以了，“怎样使用工具书”。要查考的时候，知道查什么书，怎么查，这就是最大的学问了。第二，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列宁说的，万恶的旧学校，用九分无用、一分扭曲的知识，来塞满学生的头脑，知识和生活严重脱节。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没把它打倒，谬种流传，至于今日！一笑。

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扯淡（我没说全部）；文学研究都是义外，是朱子所谓“吃饱了没事干做出来底”（我没说老老实实读诗读文章也是醉饱余事）。比之注虫鱼，吟风月，尚有不如！

非要选一门专业的话，我还是选历史好了。史学之中尚有许多节目可以讲求，而哲学是没法教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康德同志说的。

太史公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哲学事，“通古今之变”，是史学事，然不究天人之际，亦不能通古今之变，因为历史是天道在人事上的显现。（现在的人肯定觉得这是中世纪的想法，不谈，跟他们没话讲。）

欲究天人之际，惟有自修自证。那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寂寞和忍耐中渐渐体贴出来的，无人能够传授，也非积学所能成就。所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门学科——哪怕是最高的学科。当然，“民哲”也是不可取的，你必须知道前人都说过些什么。

有人问象山：“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象山云：“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读《孟子》书，但还是自得之。这个“因”，是因缘而起的“因”。读书是起兴。

一

《东坡志林》五卷。文情俱胜，随物赋形，是诚不可及。惟好言神仙异怪，间有不经之谈，至于《论古》一卷，则语多舛谬。

论刘凝之沈麟士：“刘凝之为人认所著履，即与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还，不肯复取。又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与之。邻人得所失履，送还，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虽小事，然处事当如鳞士，不当如凝之也。”

这一则故事很有名，我看了也很佩服。但质之《南史》本传，颇有出入：

“尝行路，邻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多了一个“跣而反”，似亦不必如此急急，踩到玻璃碴、烂图钉也不好啊。这好像还出入不大，至于凝之事则相去甚远：

“又尝有人认其所着屐，笑曰：‘仆著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

似此必谓凝之不如麟士，难以服人。一个马上脱下来给人，一个稍后送一双新的；一个取，一个不取，都是表示不介意。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强欲分别，倒是麟士赤着脚丫子就跑回家了，急于表白似的，是不是还有点狷介的意思在？凝之则全无人我相，自非因洁癖而不肯复取。那么这个结论要改一改：有钱的当如凝之，没钱的当效麟士。

此虽小事，然触类旁通，上挂下连，当如东坡；读书粗心，讹传千载，失古人之真，不当如东坡也。

二

《司马迁二大罪》，这就骇人听闻了，毁谤我偶像！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阿弥陀佛！明明是他自己讨厌王安石变法，一肚子怨气，却歪拐司马迁，好像秦任商鞅而强不是事实，是哪个人捏造的一样。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

宋仁宗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数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就是不富强。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头巾气就出来了。调门高亢有什么用呢？无当于事实。昧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却自以为天经地义，陋哉，司马光之言也！王安石变法的利弊得失，错综复杂得很，我从没认真研究过，什么也说不出。但温公这句话肯定是错的。庆历年间，非农业收入几占岁入之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商业特征，需要一种新的管理办法，熙宁变法也是应世变不得已而作。自己不能创造，对过去的经验又一概骂倒，《通鉴》自是千古不磨之书，温公于上层建筑君臣事迹载之甚详，于民生日用之道未免隔膜，虽说重点在彼不在此，其疏于格物也无庸讳言。这也无足怪，本来士大夫之学是不讲这些的，但非但自己不当行，还非罪古人，斯亦谬矣！

有人说司马光“不采俊伟卓异之说”，甚为有见。司马迁最喜欢的，恰恰是司马光不要的。这是两司马精神气质上的不同。

对司马迁的排挤始于班彪、班固父子，什么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春秋战国之际，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汉乘秦制，建立起一个平民政府，新兴百家之学实际已驾古代王官学之上，“先黄老而后六经”，此中正透露出历史的消息。且司马谈尚黄老，司马迁已与其父不同，《孔子》列世家，而老庄申韩合传，前人论之已详。父子之见不同，却都收在《史记》里，这也见出司马迁的伟大。“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何尝废六经！至于游侠与货殖，冯班曰有为而言，其志可伤，然谓其仅为身世之遇而发，则又不可，此等处正是太史公抱孤往之见，俟诸百世而不惑，班、苏不识，妄加雌黄，甚矣古贤圣之难知也！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只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焚书·贾谊》）

东坡之见，将亦无免于温陵之讥乎？

三

再来一条吧，好事成三。

《论子胥种蠡》：“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乌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蠡亦乌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

这又是歪缠。《史记》载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其事太戏剧，我看不大像是真的。而且戏文排得也大不高明，遣长子以救中子，明知将杀其弟，但日夜望其丧之来，众人皆哀而彼独笑，跟“李逵大哭，宋江大笑”有一拼，斯亦不近人情，非智者所当为。史迁其误信耳食之谈乎？《国语》但云“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而已。

范蠡与陶朱公非一人，东坡无从置喙。即令果真如此，亦复何伤？宋人严于义利之辨，其实无辨，理财就是聚敛，经商就是失节，每每痰气逼人。范蠡弃宦从商，等于寡妇再醮。东坡既云“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应是读过太史公书。“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史记·句践世家》）其不慕荣名，不为物累，明矣。贤如范大夫者，千金散尽还复来，以其自来，虽欲却之而不可，自与汲汲钻营者异。东坡訾议古人，直似不曾读书，何也？

知堂有《往昔》诗三十首，其三咏范蠡，我很喜爱：

“往昔读国语，吾爱范大夫。忍耻逾十载，遂尔破强吴。一言却使者，亲自执鼓桴。吴使与越师，相随入姑苏。靦然具人面，本是蛙龟徒。但知报仇恨，情理非所喻。读此一节话，毛戴亦气舒。向往不能至，徒县作楷模。人生得到此，不妨终醢菹。陋哉后世人，虚传游五湖。”

东坡论史有策士气，强词夺理，信口开河，此其所以列八大家欤？亦不埋没。

    毛奇龄极不喜苏诗。有客对曰：“春江水暖鸭先知，亦不佳耶？”西河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东坡论史，正如西河说诗。

    南方都市报：见了钱钟书真人，跟看他的文章有什么不一样？

夏志清：他对我很好，他很感激我，我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他是在意大利看见的，一看到，就大为感动。钱钟书待人过分客气，但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

你怎么知道？

钱钟书在送给夏志清《管锥编》上的题字：“君胸具水镜，笔挟风霜。唯于不才，爱而忘丑，癖甚嗜痂。人必有疑汉庭老吏之徇情枉法者，桓谭所谓通人之蔽，非耶？屡承远赐巨著，图报无从，骊龙赐项下珠，小鱼抉目为酬，自知难混。一笑。”

这样的自谦与“客气”难道不是一种刻薄吗？相比之下，李大师的“五百年来前三名”可爱得多了。

年轻人，与狂不与狷。

    《明儒学案》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重印了，等老了人了都。有些书是非借才能读，此其一也。梨洲是我嫡亲底恩人，“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诚哉斯言！我是认姚江为正学的，而读书的方法，大得力于梨洲。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女人写的，后来因为压力太大，在自己的车里自杀了。人家都生死以之了，作为一个长住民，不看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其实我对这种压抑的题材一向是不感兴趣的。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看《五号特工组》的后遗症

    《丰臣家族》     司马辽太郎写的，国宾可能会感兴趣

    《张子正蒙注》   “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我才不买傅杰导读本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古典学的历史》

    《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   这是今年最大的意外收获，有必要专文记述一下

    《风土》

    《狼人的故事》   弗洛伊德写过的唯一还值得一看的书

    《推销员之死》   偶尔也看看现代剧

传说中出了但哪儿都没看到的书——《毕希纳文集》

想看但是买不起的书——《陈批霜红龛集》

见到了又突然不想要的书——《袁宏道集笺校》，中郎亦大佳，但关我屁事

剥削来的书——《经义述闻》，子子孙孙永宝用！

还在路上的书——半套约瑟芬·铁伊

最近玩物丧志，看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侦探小说，什么时候来集中汇报一下吧。

《维多利亚女王传》，斯特莱切著，卞之琳译，商务2005年版。大洋十三块。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传记。洗炼，清新，在在处处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从内廷到外朝，从世界风云到家居琐事，巨细靡遗，却在这么小小的一册书里就完成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人品评书画，有神品，有妙品，有能品，似斯特莱切此著，不谓之神品而不可。它达到的完美程度是罕有其匹的，其后大概只有欧文·斯通《生活的渴望》可以与之相比。但梵高一个画家，生平材料很有限，论文章之典重，牵涉之浩繁，难度系数不能不一个档次下去了。

这是第一流的史著，也是第一流的文学。我已经看了两遍，肯定还会看第三遍、第四遍。

斯特莱切是维多利亚后期生人，维多利亚大殡的时候他二十一岁了，也就是说，他为之作传的正是“先帝”。他是一个亲历者，所以亲切；他又是一个旁观者，所以公正。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的“为尊者讳”，从维多利亚的出生开始。这位统治了英伦三岛和日不落帝国六十四年的女王是皇先考为了从公室弄到更多的年金偿还负债而结婚的产物——他称此举为“对国家的重大牺牲”，理应获得补偿；滚滚诸公朝服下的庄严和可笑都纤毫毕现了。

为了写这本小书，斯特莱切引用了七十多种史料，其谨严不苟可见，而有那么多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供他取精用弘，也是天赐的福气。俗话说帝王心事，鬼神难知，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是没有私生活可言的，连起居注也不是。连晚上跟那个老婆睡觉都要郑重其事地笔之于书，还谈什么私生活。他们也决不会有写日记的雅兴，动一动都有实录，还费神记什么记！这就苦了后世的历史从业者们，在繁文浩典中爬罗抉剔半辈子，才找得到一两条有意义的材料，可以想见其为人的。从前看《万历十五年》，印象最深的是爵也夺了，家也抄了，已是张居正去世五年以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而当夜阑人静，万历皇帝端坐深宫，突然降谕他的臣工，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张居正在京城的宅第藉没以后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是租给别人了，又是租给谁了？一时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年轻的皇帝，昔日的学生，那复杂而微妙的心绪。看两唐书，《后妃传》里长孙皇后是一派的贤妻良母，孝敬公婆，劝谏丈夫，母仪天下，可是只有在那一刻，才涌动着沸腾的血液：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率十几骑入宫，射杀了元吉、建成，自己也被太子和齐王之部困于宫中。秦王府里聚集了八百死士，在这一刻，未来的长孙皇后不再是那个温柔恭顺的小媳妇，她亲自把盔甲发给大家，激励将士，去解救自己的丈夫，去完成那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的密谋。“及宫中授甲，后亲慰勉，士皆感奋”，在我看来，只有这十几个字是真有价值。可惜要擦去层层的脂粉，才能看见一点点。

为维多利亚作传就幸运得多，这一大半要归功于她的坦率。她有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她有极分明的好恶，她的感情并不深沉，但却热烈，这一切都在她的日记里落下了鲜明的印记，使斯特莱切得以利用。

“她把一切都说出来；她也把一切都写出来。她的信札，从表情的喷发上看来，每令人想起一个转开的水龙头。”

鲁迅不喜欢《越缦堂日记》，“仿佛受了欺骗”，因为“看不见李慈铭的心”。而在维多利亚的日记和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一览无余看到女王的心，从年轻一直到老，不带任何矫饰。   

应该说，维多利亚的一生被时势所推动，她心智平平，决不是什么旷百世而一遇的卓荦之杰，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以后。她的道德观不过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罢了，她不能欣赏贝多芬的大能，于连式的人物在她眼中肯定是“不知检点”到了极点。而且自少女时代以来，她对事物的看法就定型了，几乎再也没有改变。工业的巨大进展，达尔文的惊人发现，于她的精神上都不曾起丝毫影响。她也不读狄更斯——以她为名的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人家一定以为一位女君当优容她的时代所发生的一种大改变——妇女解放——可是，相反，一提起这个运动，她的头上立刻冒火。1870年，她的眼睛碰见了一次拥护妇女选举权大会的记载，她盛怒之下，写信对马丁先生说：‘朕亟欲召集每一个能说会写的人，一起来声讨这个疯狂的、邪恶的“女权”要求，这个愚行的前途不堪设想，而我辈巾帼弱质竟执迷不悟，完全忘记了女人的天性和本分。XXX女士该受一顿毒打。说到这个题目，朕气得不能自制。上帝造人，男女有别——那么就让他们各安其位。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有好些佳句讲男女之分。女人如果不做女人了，那一定变成了人类中最讨厌，最忍心，最可憎的东西，而且怎能还得到男人的保护呢？朕敢说马丁夫人一定与朕同意的。’”

斯特莱切以他一贯的谐趣写道：“这个议论是不能辩驳的；马丁夫人同意了；无奈溃疡却扩散了。”

身为一国之君，维多利亚能够做主的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只不过能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里那里的稍微挪动一下罢了。”他太谦了。而维多利亚的能量圈绝不更大。她是那么看重“君上”的尊严，乃至耄耋之年也不肯用印信来取代签名，“事实却是：到她那一朝的末年，君权变得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薄弱。”她自己却浑然不觉。

她从来也没有明睿到足以独当一面的程度。她感情用事，会任凭自己个人的好恶压倒利害的考量，这是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必须戒绝的，以致摸清了她脾性的大臣能够巧妙地利用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一个女人啊。“她不反对被认为一种制度，她是一种制度，她知道。可是她也是女人呀，只看作一种制度——这才受不了。”

幼年丧父，中年丧偶，个人生活不能说是幸运。但既然命运把她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她就恪尽职守，至死方休。严正，固执，率直，始终如一，是她的特质——后世称之为“维多利亚式”的那些东西。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想是，其实国家有个君主也挺好的。我一点也没有骇人听闻的意思，我可没说君主专制是好的，我说的是，在一个共和政体内部，君主要素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反联邦党人非议设总统其实是把变相的君主加在人民头上时，汉密尔顿变得特别失态，措辞尤为激烈。因为那个时候在人们的感情里，“君主”这个词是会激起强烈的仇恨的，决不能予人这种印象（《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七）。不是就不是么，干嘛那么激动？合众国的总统是什么？就是君主（monarch）么。只不过有世袭君主，有选任君主。

选任有选任的好，世袭也有世袭的好，只要权责明确。英王的权能是无法与美国总统相提并论的。选任君主提供的是强大的行政能力，而世袭君主最大的好处，是能够维系国民的共尊共信之心。二战期间，希特勒轰炸英伦，王室亲临街衢慰勉群众，那是邱吉尔也无法取代的，而且他可以忙别的事了。

一位虚君，只要没什么恶行，常人之资，才具中平，随着年齿加长，威信自然而然会与日俱增。这是人心的自然倾向。当宋仁宗（一位年长而宽厚的君主）去世的时候，“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这种感情都是很真实的。维多利亚的早年乃至中年，与民众也摩擦不断，到得她的晚年，威望却达于顶点了。就像偕老夫妻，磕磕绊绊，感情越来越好：

“当两天以前，危殆的消息传布出去的时候，全国都惊讶而哀痛。仿佛有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要发生了。她的臣民中极大多数从不知有维多利亚女王不统治他们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他们全盘的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简直无从想起他们就要失去她了。”

所谓政治，无非是保持和变易。而君位，不过是代表着最传统最保守的势力。保守和传统并不就是贬义词，就像“创新”和“革命”并不天然地就带有褒义一样。“一切政治行动的目的，不在于保守就在于改革。当我们希望保持现状时，是要预防事物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当我们期待变革时，则是希望情况变得更好些。”只有那些不学无术一脑门子浆糊的“启蒙知识分子”，才会觉得旧的都应该推倒，新生事物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为什么呢？因为新呀。

世袭的君位，象征着不易和恒常。政府来来去去，而君位始终如一。即便是自然死亡，更易的也不过是那个位置上的人身而已，而那个位置，不增不减。

清末有改良派和革命派大论战，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要不要保留君位，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最后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康有为是书生之见，只看名义，不看实力，他以为只要他说动了人主，就天下靡从；全不想满清是异族统治，把持政权的不是跟他半君半友的光绪，而是整个满洲的特权阶层。不驱逐鞑虏，就不能建立民国，他要立宪也立不成。康教主认死一理，不晓得契机，遂只有被抛在时代的后面。至于章太炎骂光绪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我也分不清，我也很怀疑太炎先生他老人家是不是真能分得清。

反过来说，若是汉唐宋明之旧，虚君共和也未必就万不可行。皇帝是没有了，此后军阀混战，天下汹汹数十岁也是事实。最可笑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袁世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请翻开语文课本，再看看鲁迅的《风波》，怎么个深入法？洪宪称帝、宣统复辟，恰恰是共和思想没有深入人心，只不过后来的人变得聪明，只要那个实，不想要那个名罢了。

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政治的实践中，英美两国表现得最为成功。美国人是依托广袤的空间来稀释激情，英国人则是靠悠久的时间来节制激情，同样是弥平了民主人的焦虑。我们既有空间，又有时间，善为国者，本来是可以两者得兼的。这些话，现在也都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