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刘索拉和陈丹青的对谈，很有趣。有些家常话，说贝多芬毁灭音乐，是伟大的罗嗦；《致爱丽斯》是英雄发嗲，可发嗲也是英雄啊！都讲得特别好，特别有意思。从前狂得没边，一句话是中国无人，现在看起来，是我目中无人。

朱天文在《梦晤》里记侯孝贤拜谒黑泽明，之前侯孝贤说他想拍的是天意，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自然法则，他想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到了东京，放完《戏梦人生》，有个记者自作聪明地问，这部片子是不是要表示人世的无常啊，冥冥中我们都是被命运之线操纵的木偶。结果遭了一声断喝。八十四岁高龄的黑泽明用了一种近乎吆喝的口气说：“不！它就是电影，它就是cinema！”

cinema就是cinema。刘索拉说，音乐就是他妈的音乐，别的什么都不是，这大概是唯一一种能够与“自然法则”相颉抗的理解吧。

    丹﹕我記得你當時看我的畫﹐嘴裡就開始發聲音﹐說如果是表達這幅畫面﹐就是這麼個聲音。 　　

    拉﹕沒錯﹗我還說過想開個音樂會﹐就唱你的畫﹐我記得。可其實什麼畫派﹑什麼色彩﹐我完全不懂。 

　　丹﹕懂不懂不要緊﹐我也不懂我的畫﹐要緊的是你有沒有“感覺”。 

　　拉﹕我的感覺是做音樂做到一定程度後就不想聽音樂了。剛開始我還特內疚﹐覺得怎麼這麼喜歡沒有聲音的感覺。但是完全靜下來後﹐我會從靜中聽到音樂。我不能聽別人的音樂去想我的音樂。我要坐在一個完全沒有聲音的地方去聽﹐就能聽到音樂。 

　　丹﹕音樂不是指“聲音”。 

　　拉﹕必須是在無聲中才能聽到音樂。可是畫呢﹖你說你有沒有在完全不看的情況下﹐才能看到畫﹖ 

　　丹﹕哎呀﹐我路子和你不一樣﹐我是寫實的。視覺經驗總要求有對象﹐我得看見東西。可是我看見東西的時候﹐可能我已經把它看成一幅畫﹔一群人在那兒說話﹐我已經本能地在那兒構圖。但是這不等於“畫”。 

　　拉﹕嗯﹐現實主義。 

音樂就是音樂 

　　拉﹕音樂﹖結構主義對音樂的解釋是﹕音樂裡沒什麼打雷下雨﹐就是小提琴﹑大提琴的聲音﹐都是技法。雖然結構主義有點兒太極端了﹐但我認同音樂的最大意義就是聲音的探索。 

　　丹﹕莫扎特的八重唱﹐就是玩八條喉嚨﹐別去找“思想”﹐找“意義”﹐我連劇情都不太知道﹐還是好聽。 

　　拉﹕對﹐古代藝術真是這樣的。 

　　丹﹕非常游戲的。 

　　拉﹕一直到貝多芬﹐才開始解釋音樂。悲愴﹐開始有了人文的東西。 

　　丹﹕開始有意義﹐有思想。 

　　拉﹕除了歌詞的意思還不夠﹐大家還要問這聲音是什麼意思﹖激起你什麼想法﹖聲音就是聲音﹐對於創作音樂的人來說﹐他就是他媽的要造這種聲音。 

　  丹﹕是的﹐音樂就是他媽的音樂。威爾第說﹕“歌劇就是歌劇﹐交響樂就是交響樂”。他說這話是針對華格納的音樂劇─藝術傳達感情﹐傳達給感官﹐但藝術的“感情”跟你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不是一回事。小提琴在那兒拉﹐很傷心﹐那跟你自己真的在傷心是兩回事﹐你要是正在傷心﹑失戀﹐你沒法上臺演出。 

　　拉﹕藝術創作不是簡單的心理學發泄。除非是那種最基礎的流行音樂﹐只是拿旋律來解說人之常情。 

　　丹﹕流行曲就是要惹你哭啊﹐撓你癢癢。我操﹐快哭啊﹗ 

　　拉﹕我傷心啊﹐我要死了﹐我死了─－流行音樂在表現這種情緒時不需要講究音樂風格﹐只要情緒動人就行。 

  丹﹕創作中的所謂“個人性”可能越來越突出。過去出個天才﹐他一個人就會有巨大的團塊感﹐輻射度很強﹐影響一片﹐如印象派老大馬奈﹐後印象派老大塞尚﹐今天情形不一樣了。藝術史上頂要緊的幾個大領域﹐大的可能性﹐都擺滿了﹐都到頭了﹐都發掘過了。現在只能靠每個人拿一點點東西﹐添進去﹑畢加索說﹐塞尚﹑凡‧高之後﹐我們每個人自己必須是個太陽﹐自己照亮自己。而希臘人一直到19世紀﹐始終在一個大規則裡玩（大意如此）。現代藝術重新組合個人﹐這些組合可以說是屬於你的也可以說是屬於我的﹐但不再可能像傳統那樣﹐有團塊﹐有輻射性﹐事物的命名總是比事物晚。比如今天許許多多繪畫專業術語﹐什麼體積﹑塊面﹑中間調子﹑色溫﹑色相等等等等﹐都是很晚近的說法﹐可是所有這些﹐畫家很早就在做﹐古代許多畫家根本不識字﹐你要是拿今天音樂學院的一套詞令去和貝多芬談﹐他一半聽不懂。他根本不解釋﹐華格納去看他﹐他就說﹐以後你痛苦了﹐會想起我來。他才不解釋。貝多芬偉大﹐去年秋天﹐我特意到波恩看他老家去了。 

　　拉﹕對於在歐洲搞音樂的人來說﹐貝多芬是一個毀滅音樂的符號。 

　　丹﹕他太強大了。 

　　拉﹕從他那兒毀滅了音樂。 

　　丹﹕他揮霍掉了。你說歐洲人罵他﹐歐洲人還有個說法﹐叫做“弒父情結”﹐后代總要罵倒前代﹐貝多芬巨大﹐攔﹐誰也繞不過他﹐只好叫罵﹐在西方﹐所有先賢都有人叫罵﹐寫書罵﹐還拿回幾年的博士經費﹐然後成為教授吃一輩子。  

　　拉﹕因為音樂從貝多芬那兒開始說廢話了。 

　　丹﹕我操﹗你就這麼說貝多芬﹗﹖你混蛋﹗ 

　　拉﹕這不是我的“原創”﹐是西方音樂界一個普遍的審美吧。我想這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極度發達後的結果。西方的人文道路不僅經歷了貝多芬﹑華格納式的浪漫﹐還經歷了勛伯格﹑約翰凱奇等各個不同時期和流派的人文思想﹐當人們的創作思維可以完全不受拘束地發展之後﹐會更加讚賞古典音樂的純淨﹐這同文學是一樣的。

    丹﹕西方已經佔有貝多芬﹐貝多芬是迴避不了的﹐所以他們可以叫囂﹐反傳統﹐達達派還叫囂燒燬所有美術館呢。還是昆德拉講得好﹐他說﹕音樂傳統分上半時和下半時﹐所謂下半時﹐就是指從貝多芬到20世紀初的傳統﹔上半時﹐上溯到巴赫以前的音樂。這說法很準確－－可是昆德拉自己就非常喜歡貝多芬﹐非常懂貝多芬－－到20世紀﹐繪畫﹑音樂﹑都在上半時傳統裡找原理﹐找可能性。畢加索的非洲時期﹑新古典時期﹐都是要越過18﹑19世紀的傳統﹐斯特拉文斯基也干一樣的事情。你們都愛說“審美”﹗什麼審美﹗貝多芬﹐多麼偉大的羅嗦。 

　　拉﹕就是感覺羅嗦。 

　　丹﹕你他媽才羅嗦拉﹕我不知道在油畫上比是什麼感覺﹐是一種什麼油畫﹐好像大刷子拼命往上掄的東西﹖ 

　　你以為“大刷子往上掄”就是浪漫主義嗎﹖浪漫主義繪畫很嚴格的﹐就是凡‧高的畫﹐畫得才細心呢﹐繡花似地﹐不能亂來的﹐一亂﹐一幅畫就砸了。 

　　拉﹕羅丹那些泥巴的形像我不能忍受﹐太做作了。至少是浪漫派的真傳﹐英雄加美女。 

　　丹﹕貝多芬毫不做作。貝多芬太強大了﹐他把一些領域給滅掉了。繪畫上只有米開朗琪羅可以和他並列﹕力量﹑痛苦﹐大悲大怒﹐君臨眾生。他倆相差三百多年。 

　 拉﹕米開朗琪羅是神性的力量﹐貝多芬是人性的力量﹐不能比。米開朗琪羅更強大和更平靜﹐他的英雄都是神不是人。而貝多芬的“獻給愛麗斯”﹐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的前身吧﹖ 

　　丹﹕他偶爾寫多情細膩的作品﹐很好啊﹐我喜歡﹐那是英雄發嗲﹐發嗲也是英雄啊﹗ 

　 拉﹕當然他很偉大。他晚期寫的《歡樂頌》﹐充滿神力。但是我們彈貝多芬的早期奏鳴曲時﹐那些沒完沒了的七和弦﹐沒完沒了﹐聽《悲愴》﹗就是典型的羅丹嘛。你能感覺到每一個和聲都是羅丹的人物在皺一下眉頭和抖一下肌肉。當然誰都是這麼過來的。 

　　丹﹕“悲愴”是老柴﹐朗格說老柴是“淚汪汪的傷感主義”﹐貝多芬是發脾氣﹐他頂討厭哭。肖邦講過的﹐肖邦說《命運交響曲》頭幾個旋律﹐那叫音樂嗎﹖那是針對肖邦自己的﹐怎麼說呢﹖“審美”﹖﹗不能比。羅丹那叫做“嬌情”﹐貝多芬是“發作”﹐不能比。羅丹的什麼《思想者》﹐什麼《吻》之類﹐給民國初年的中國人看看﹐正好吃進。我一位小時候玩耍的同學說的好﹕咦﹗羅丹的思想者像坐在馬桶上﹗說得多像啊﹗ 

　　拉﹕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只是學了音樂史﹐流派﹐沒有挑剔地全接受。我現在也不是要排斥浪漫主義﹐而是物極必反的心理﹐覺得有必要弄清楚。 

　　我們上學的時候就是因為被那些“暴風驟雨似的絃樂鋪天蓋地卷來﹑帶來什麼“曙光”之類的評論給毒害得不會控制音樂風格。 

　　丹﹕這不是貝多芬的錯﹐這是我們的問題。

　  拉﹕我們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的“原創”﹐是進口的﹐是貝多芬時期開始的所謂個人英雄主義﹑資本主義時期的個性解放。 

　　丹﹕資本主義上昇時期“資本主義的青春痘”。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孟森《明清史讲义》

  当日读书至此，即心有戚戚，而今再寓目，掩卷重又叹息。案之《国语》：

“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

栾武子德行素著，儿子虽不肖，犹能托其余荫，此即心史所谓“祖泽未尽”；至于怀子，更父之恶，绍祖之德，却终不能立于其国。佛家云业报，有现报，有当报，有后报，若天下国家之属，是为共业，故曰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反过来说，就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当承平之世，人民各理生业，而当据乱世，其必曰“我有心无力，大势所挟”，令人亦不忍求全责备。其实不然。“势”是何人所造？苟不能斡旋气运，救焚拯溺，国家养士何用？宋祚将尽，谢太后语人曰：“我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痛哉斯言！

据乱世者，可以致败亡，可以开中兴，事在人为。病兆方生，未成大患，可投之以药石，加之以针砭，补弊起废，犹未为晚。若沉疴既笃，变生肘腋，欲振乏力，则悔之晚矣。明季君臣岂不知国家多事，惟世间已无张居正，再没有人物，再没有办法，因循苟延六十载而明亡。所谋当身而止，哪怕祸遗子孙。长陵仓皇，煤山落照，虽曰“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又岂可得哉！

今日所欠者，一满洲、一李闯而已。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的千岁寒》出炉以后（那个炉温估计足以破坏白鸟座圣衣），只听到两种声音，一种说看不懂，一种说王朔太能装了，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在写什么。——都怎么了这是？

“老王，你神经了吧？”——这位兄台，您月经了吧？怎么就这么不识货？

《千岁寒》虎头蛇尾，《唯物论史纲》没大看明白。但是我要说，王朔的北京话版《金刚经》是我读过的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之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合一了都，连这样的好作品都瞧不上，你还想瞧什么？

即使王朔写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在了，即使这四五十年所有被称之为文学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事实上都会灰飞烟灭的，这二十页纸也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人在极度的绝望和痛哭中写成的。

有人说王朔瞎证，你也瞎证一个给我看看？

当时在书店里翻书，拿起来看了两段，严重靠谱。旁边正好有人要送我书，我说你就送我这个。在看了老王《金刚经》和《致女儿书》之后，令我对当世文人轻视的心收了大半，情智双修，穷生死蕴，“保保未可轻也！”

其实想挑他的眼太容易了。丫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连经名都给译错了！什么叫“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慧”？“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应当翻成“能打破一切无明的金刚那样无坚不摧的通向彼岸的智慧”！老王明显拧巴了。连个“能断”断什么都拎不清，还译个屁的经？吃错药了吧？但这些关门过节真的重要吗？

反正我都原谅了。经义我也能够对人讲明，但要用这么鸢飞鱼跃的语言，表示得这么曲尽流转，就非我所能。

下面挑两段特别悦服的来观摩一下，抱着赞赏和学习的态度：

“所谓真相，不是还有一个叫天国佛土的景象，而是一切景象不在！”（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离相寂灭分第十四，被他老人家译成“大家都会消失得不留痕迹”。唉，看到这种地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大彻大悟说：“是这样！是这样！必须觉悟！根本没有一把叫至高无上菩提心的大锤在我手里握着，砸开千百亿扇心门。”（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必须觉悟！菩萨也是一个词。他要这么说：我不度众生谁度众生？那他连菩萨这个名也不配叫。

“——为什么这么说？必须觉悟！回故乡之路根本没有一个巴士站牌叫菩萨领路。所以我说：觉悟路上没有我站、没有人站、没有众生站、没有永生站。”（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其实这样寻章摘句，拆开来看，一点意思也没有。《金刚经》不是格言集。这个东西只可自怡悦，对眼的越看越对眼，没知觉的就是没知觉。以心印心译将出来，完了我估计老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那又岂是干巴巴地说理而已！极度欢悦而又极度悲伤。所谓欣慨交心，骤闻法要便是这么个心情。

听到王朔对记者说：“这叫了生死，你们懂吗？！”按不住肚里一阵狂笑：特有追求特严肃，你不是一个俗人！本来就不是痞子嘛，一不小心漏出本质来了，大家却说，诶，你怎么神经了？

我同意王朔严重正常，那是必须的。

骂他装逼也正常，下士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

说看不懂更正常。都看懂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最近突然想看看我朝活人写的东西，就从当当订了两本，陈丹青的《纽约琐记》和王朔的《致女儿书》。不日送到，两本书的厚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判断书价便宜还是贵，有个很简单的标准，一万字一块钱以下的，基本算是便宜，以上，就是贵了。王朔这本大作才几万字，又不是铜版纸，又没插图，居然敢卖十五块钱，简直是丧心病狂！又居然第一版就印了二十万，太操蛋了！可翻开序言就没词了：

“这次出书再次证明了我是不甘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了？我就这样。瞧不惯我别买呀。就跟你多正经似的。谁也没求着你。我这书不想男的看。男的一肚子脏心眼儿。……我认为女的比较关心人、本身的潜在可能，能聊到一块儿去。男的分工好像是管物质交易、社会关系那一部分，所以特爱比较价格，分高下，什么都放在一起比，特讨厌。”

我太贱了我！

但读到这几句心里就平衡了：“往前看，指日可待；往回看，风驰电掣。这是我对岁月的感受。”“少年和中年的分野是，人小树高，看似遥遥无期。”

这次复出，王朔彻底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译写《金刚经》和《六祖坛经》，那完全是给自己看的；《致女儿书》只假想了一个读者，就是他女儿。不再跟读者逗闷子，叫好声一片自然也就没有了。肯定有很多人在纳闷，王朔写东西怎么不好看了？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有些成见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比方说现在的文青都觉得，不写小说就不能传世久远，就不能进入文学的中心。我很纳闷，这些教条都是什么人龟腚的？在关汉卿写《单刀会》，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年代里，我们今天认为最正统、最严肃的文学品种在当时人的眼里是最上不了台面的，《四库全书》都不收。弄这些玩艺的文人是最没有前途的，自甘同于倡优。这一个多世纪，才乌鸡变凤凰，大家都开始攀高枝了。

这种势利眼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我很高兴老王终于想通了，码字再次成为他个人自我灵魂探索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取悦他人的方式。就凭这一点，王朔就是那一辈作家中最聪明的，其他人还继续躲在故事后面装神弄鬼。

形式的束缚容易摆脱，要摆脱自己意识里的束缚太难了。多少年的熏染，惟变有漏为无漏，“转识成智”才行——老王不是证佛经呢吗？所以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本来是打算把自己一生的过往向最亲的亲人做一个交代的，结果十五个小标题才写了两个，“我的那点勇气已经耗尽了”。虽然使我有严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是在网上看了目录以后决定买的），但也很能理解，化身为公正的旁观者解剖自己、审判自己，对于人来说，是过于艰难了。卢梭在《忏悔录》里标榜自己的坦白，有研究者表明，其实远远没有坦白到他标榜的那个程度。萨特写《文字生涯》，也是写到自己童年时代为止。毫不为难的，只有周国平。

写不完不要紧，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有这点勇气。甚至有人，连这点勇气也没有，到垂危病榻的时候，才重新获得，那时只好带进坟墓里去了。

惟愿老王知行合一，勇猛精进，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提议（不代表党中央），8月8号那天，大家没有要事就不要出门了——连打酱油都省了。在家多做做俯卧撑，用全民健身表示对奥运的支持。

有时候真是同情我们的公安干警，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推到第一线，吃力还不讨好，现在连猫在老窝里都不安全了！楼会被烧，人会被捅。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

本来嘛，办奥运挺美好的一个事，人家不来我们还不高兴，不给面子是吧？来了又紧张，生怕出个什么岔子，就算没有损伤，影响恶劣也吃不消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况且届时外国媒体云集，封锁消息也不像处理内政的时候那么方便。领导上的重视是高瞻远瞩的，作为深明大义的群众，是应当配合的，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奥运，俗称避孕：全国人民都别往伟大首都跑了，首都人民那几天就别上街了，是所至嘱！

我奇怪的只是，遥想唐代的长安，常年胡人云集，“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去年的亚洲杯，伊拉克人得了冠军。在那一刻，举国欢腾，所有的分裂和动乱都不存在了，所有的敌对和隔阂都被打破了，不分民族不分教派，全都涌上街头欢庆他们的胜利，连武装分子也举枪向天，欢呼踊跃，重现和合一家之象。这才是体育的真精神，不论为时久暂。我华夏泱泱大国，数千年礼仪之邦，办这么个会，办得上下暌违，中外否隔，思之宁不惭愧！

什么叫仁政？就是责己不责人。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未至，此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洋人批评反对我们的都是“别有用心”，群众闹事不满意的都是“不明真相”（所以他们都应该读《道德情操论》），独独我们的主政者，老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比窦娥还冤哪。

主席说得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百姓说得更好，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怨望所归，必有招怨之道。以德治国，知荣知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难道就不应该反身而诚吗？

原本是盛世的装点 ，不幸成了乱象的预演。

到家了。有点累，但日记不能不补记。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西元二零零八年七月六日，天气晴，阳光明（媚到三十八度），万里无云，我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因为出门忘了看黄历，以致车驾在昆山附近突然抛锚。排除故障就花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向上海方向缓慢位移一两公里之后，腹部再次传来突发性的抽搐。停车，检修，如是数次。铁路部门向近千名乘客不厌其烦地阐释了“咫尺天涯”的真理。终于，在“再停车就暴动”呻吟中，伟大的T115次跌跌爬爬地撞进了终点站。原本三小时的车程，晚点了三个小时。这意味着塔尼娅同学在车站生等了我三个多小时——我真是罪孽深重的人啊！

还好，看来我的罪恶还没有重到连轻轨都载不动的程度。

谢谢大家的盛情款待。虽然你们都知道我其实是来办身份证的。

谢谢姜欢喜，通宵没合眼，排了一天的戏，还陪了我们半天。谢谢龙哥，下了班特地跑来。龙哥太能砍了，从饭饭砍到刘慈欣居然，下次继续。这回记好了，“江浙人，北京话，新思想，旧道德”，以后按这个指标挖到老婆不要忘记我。小鸡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一应俱全，连书都码得那么万象森然。然后再到小萨的窝，就完成了从有序到混沌的转变。包筱璐同学还是那副操行，惟一让我佩服的是，穿那么短的裙子也敢跟人促膝谈心。

晚上散伙以后，和小鸡陪国宾走去南区。小鸡对全体女生爱的表白还招摇在三十一号楼上，虽然已经百孔千疮。“我靠，他们居然不撕？”“当然了，夏挡凉风冬避光啊！”

进了国宾的寝室，就静默中站了一会儿。有千百种语言消失在胸口。房间还是那个朝向，他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连电脑桌面都没有变！（他说中间换了好多次，又换回来了）三个人已经搬走，铺盖卷起，空空荡荡，一切就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样。在那一瞬间，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妈的我的身份证怎么会丢的呢？？！

王小波其实坏得很，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蔫坏”。比方说，在《我的师承》里，他交代自己文学上的师承是王道乾、查良铮、汝龙这些已故的翻译家，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最好的文学语言，从此体会出汉语的优美纯正。瞧这话说的，十分得体，对大师们充满了尊敬之心、追念之心、感怀之心、敬畏之心。

可是你一个码字的，不向本国的前辈文人学习语言，却向二手的翻译家去学，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

他就差没说，从前茅盾、巴金、冰心们的文笔都很差，同时余华、苏童们的东西根本没法读。

相比之下，韩寒和陈丹青什么素质啊！两个二愣子明知是马蜂窝，还照样捅，一个架桥，一个拨火。小韩同学不用说，陈丹青虽然痴长几十岁，回国以后也混迹仕林，民国装穿着，雪茄烟抽着，可骨子里还是个野人，江湖气未脱，说话到现在时不时还迸出来一个“操”。

此二人确实欠缺文化人的基本修养——对“常识是不能说的”文化，缺乏修养。

某些大师的东西正常人都看不下去，二三流货色，难道不是常识吗？“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因此独独不是审美的决定、文学史的选择，不是很清楚了吗？写得烂就是写得烂，不论你怎样“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强烈的民族情感，为民族请命、为祖国呐喊”。可这种东西为什么还几十年如一日地供在课本里呢？

这是一种共谋。新中国的“文化”需要鼓手和旗手，而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先生们需要几个研究对象，不然他们吃什么？学生则负责生吞活剥，以免考试通不过，规训了十几年，到了社会上再转告下一代，这些东西就是我国文学的集大成！鲁迅是伟大的，可是在能够懂得他的伟大之前，孩儿们就已经被“三个家、五个最”折磨得够呛，还来不及看他怎样揭开了一切的假面和画皮，就掉头而去，从此避之惟恐不及。在医学上，此之谓“厌恶疗法”。

在接受力最强的时候，剥夺他们阅读的乐趣，日后好书自然就没有人要看了。“天下书不焚而自焚”，不是比焚书坑儒强得多吗？

本来媒体网络是打破话语垄断的有力渠道，但现在看来，也令人失望。媒体太精明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太懂得尺度的拿捏了，熟谙怎样时不时抛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料，既刺激大家日趋疲乏迟钝的神经，又不致惊动了北京的扛把子。“上面”灌输一套陈旧而顽固的话语体系，媒体则司职与公众调情。他们是风月场上的老手，知道捏捏小手，香个脸唔啥，是可以的，可不能攻上二垒三垒呀，妈妈知道了要骂的！到时候吃不了豆腐，可要兜着走呀！

就在对大师不敬的时候，陈丹青还撂了一句，说晚年的巴金“完全是一个被北京破坏掉的人在说话”。这话多刺激呀，怎么没人炒作了呢？

而观众也十分满足。大师是谁封的，文学史的记忆是什么人塑造的，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名的年轻人和另一个有名的中年人，一唱一和，议论几个死人，然后一群不知名的活人跳出来责之以“民族尊严”和“基本修养”。中年人保持了缄默。扫兴，没戏看了，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那个年轻人。毕竟是气血方刚呀，丫跳出来应战了！又可以热闹三五天，供一二日的谈资，又很快和许许多多的“门”一样，消失在公众的记忆之中。没准他们还会觉得，“我虽不像陈丹青那样博学多才，但起码我知道尊敬大师”，“我虽不像韩寒那样年少成名，但更有人格和涵养”。

至于清醒者揭露的问题，不会有任何改变。

韩寒同学隔三差五出来发表一点常识性的意见，在很多人的眼中是狂妄、作秀、炒作、哗众取宠、浅薄无聊，却全然不觉，倒映出来的正是自己的需求。那还不是为了满足你们吗？不然大家多无聊呀。

在一个荒谬而成熟的体系中，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连被追捧而供奉而祭祀的“大师”在内。

    我有时候真的很同情巴金。老人曾要求让他在平静中过去算了，却不能遂愿。——这哪行啊？您老人家可是国宝啊，是“人民作家”，虽说虽死犹生，还是请您老虽生犹死吧。巴金叹了口气，说：“那我就为你们活着吧。”从此再没有话。

生前为你们活着，死了以后还要继续为你们活着，这个“大师”，当得也太惨了一点儿吧？

小时候念的古文，大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偶尔重读，也还琅琅上口就是了。奇怪的是，许多文辞原是很熟悉的，其中的意思却突然变得十分陌生。《醉翁亭记》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东西，《岳阳楼记》就好一些，因为那里面有警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这是天水一朝士风振作的开始，年少时读了也很佩服，可现在思想起来，对他是不是真得了“古仁人之心”，却很有点儿疑惑起来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则孔颜不当有乐地。“进亦忧，退亦忧”，那么仁者不忧、乐以忘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论语》里各人言志，颜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至于夫子自道，也不过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未尝把“天下”二字含在嘴里。

从前的人说，两晋文章，唯《归去来辞》一篇。其实两宋文章，最好的也就是《金石录后序》一篇，里面或者没有什么壮怀激烈，也没有什么空泛的议论，却记着实在的人生，离合、生死、得失、悲喜，一一笔之于书，是何等真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倒像是对赵明诚夫妇的讽刺似的。

过了五十多年，黄庭坚从四川放谪归来，途经岳阳楼，赋《望君山》二首，不知他有没有想起范仲淹：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这一笑笑得很妩媚，也有点儿蹊跷。钱鍾书说他是为生还而欣幸，程千帆说他是欣幸之余，凄然一笑。其实都未必然。有什么好欣幸的，又为什么要凄然？此时的黄庭坚大概是对自己万死一生的生存感到好笑吧。年貌依稀是那个宜州楼头雨中濯足的黄九啊，流落和衰老都没有能够摧败他的人生情趣。

黄庭坚是宋代少有的甘心做一个诗人的士大夫，但政治斗争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程千帆先生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足见东坡胸次浩然，相形之下，山谷似乎犹未能忘怀得失，对黄庭坚的倔强，估价未免低了一点儿了。

南渡后有胡澹庵，因为反对绍兴和议，上书请斩秦桧而被贬逐。十年放归。北归之日题诗一首云：“君恩许此归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引得最反对流情的朱子连连做诗，其一云：“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黄庭坚是归来以后看山水，所以没事，胡铨是归来以后看女人，就被骂得很惨。其实黄庭坚看山水也就跟看女人差不多，还嫌人家梳妆得不到位：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可益见闻，可增谈助。但哀乐过人，没有能超过这一条的：

“范廖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廖曰：‘信中（范廖的字），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我曾经想，不知有没有人肯花一番大力气，穷搜古书，自乙部以至于笔记琐闻，把东晋以降人物的嘉言懿行，啼笑歌哭如在目前的，都归拢来，辑成一书，以为《世说》之续。见闻要广博，趣味要渊雅，用李卓吾的话讲，要具“千古只眼”，不能给人貂不足、狗尾续之感。至于体例，不一定要分门别类，亦步亦趋跟《文中子》似的，反而十分可厌，哪怕就最简单的编个年下来，便十分好了。

其实后世模仿《世说》的书也很多，《大唐新语》、《玉剑尊闻》之类不绝，最近还有余世存搞了本《非常道》。但总觉得太滥，远远不能和《世说》相比，那么样的言约旨远，有一种寂寞豪华之意。

作就不必作了，能述得好已经很不错。《世说》是士族社会特定时代的产物，仿作者囿于时空，志的都是本朝人物，那个集体的程度，自然望不到晋人的屁股。耳目所接如此，纵是妙笔生花，也无能为了。但把眼界放开，非止一代，从所见所闻上溯到所传闻世，就在故纸堆里寻材料，各撷吉光片羽，越南北朝而唐宋元明清，总能敌得过了吧。

不过想想这个工程也实在是浩大，除非有目的、系统地去做，一本书看下来，能用的也就一条两条甚至没有。宁缺勿滥的态度是极其必要的，《老学庵笔记》这条就可以作一个标的，臻此成色的，多多益善。

我是办不了了，懒得出蛆，只管点菜不负责下厨的主；指望别人做，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端上来中不中意。所以也就是这么一说，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云。

  没有人的政论写得比他更漂亮、更入木三分了。从年轻一直到老，保持了四十年的高产，辗转欧陆，为各国报刊撰写文章无数，从英国的工人运动、法兰西的政变、西班牙的革命，一直到远东的鸦片战争和印度起义，靡不论及，旺盛的斗志和热情一日都不曾衰竭，见风见雨就像抽苗一样疯长。

没错，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啊。

硬领皮靴的《全集》从图书馆陆续开进我床头几个月了。哲学经济学部分我不要看，恩格斯同志的一概不看（除了《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他老人家就没有写过一本像样的书），我就爱看伟大导师的书信和政论，这部分内容又特别多，可以供我这种无聊的人消磨很长时间。

每当那些两臂酸软的夜晚，不得不把“砖头”放下来换个体位、由仰靠而狗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实在应该编一套《马克思专栏集粹》，以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需要！选出通俗易懂的，简装上阵，这才是推广伟大导师光辉著作的正确方法啊。现在这样子，只适合机关干部买一套码在办公室书橱里，供上访群众瞻仰书脊。

还可以编一本《马克思家书》，以及《马克思与友人书》。商业一点，那就《马克思情书》好了！写给燕妮的信保存下来的有几十通，字体弄大点也就够了，销量当不在《爱眉小札》之下：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

这样的书能不卖钱吗？！中宣部和马恩著作编译局不请我去做编辑，实在是他们莫大的损失。

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是长这么大跟我妈之间一点代沟都没有。经常有同龄人诉苦亲子关系紧张什么的，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过，除了特别小的时候，我要糖吃她不给，说是会蛀牙，那时候我对她好像是挺仇视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之间的沟通极其高效，只需要三言两语。并不是因为我做得有多么好，客观地说，我在所有的儿子里面大概也就是个平均数，这一切只能归功于我有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妈妈。

不知道为什么，她对任何事情好像都有一种十分清明平实的看法，态度又是那么样自然的。比方说，在她看来，一件事情的结果如果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根本就不值得为它而痛苦，否则就是自寻烦恼。印象最深的是我外公去世的时候，结果虽然几个月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但事到临头外婆还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医生只好给她打镇定剂，姨妈和舅舅也很慌乱，只有我妈非常冷静地料理一切。回来的时候，她对我们说：“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怎么还会那个样子呢？”其实她心里同样难过，却能够非常平静地接受既定事实。

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来似地，关照我说：“将来我老了，不要麻烦你们，把我往养老院一送就行了，想起来的时候就来看看我。”一点凄凉的意思都没有，好像在讲别人家的事情，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不是应该赞美她达观知命。其实她待人接物是非常热情的。有时候跟她在附近街上走，一路过去都有人跟她打招呼，而且不是点头寒暄的那种，是真的亲切，都像是她发小，我就很惊讶，说你怎么会认识那么多人？就是在眺望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过于冷静的，甚至是有一点点漠然的。这一点对我影响非常大。

有一次我灵感迸发，说：“老妈，你其实是个斯多葛主义者。”她说：“你少跟我来这套。”

基本上她是不怎么看书的一个人，但不代表她生我以前也不看书。据说跟我爸结婚的时候，图书馆借书的记录还是她多。高起兴来，她也会讲小时候看的那些苏联小说，怎么样怂恿同学从家里偷，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现在真的是印刷品极少经手了，除了上厕所，那是她的阅读时间。有时候忘了拿，喊一声，我就从门缝里递给她。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连续剧以外，就是法制现场那一类的，专门咀嚼家庭纠纷，张家长李家短的，我一分钟都看不下去。我真的很难理解，一个人只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能保持那么好的常识感。没有任何高深的学理，可几句话说完，我就会觉得对啊对啊，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只需要接着讲就可以了。而我的话，也不过是把她的话说得更系统更圆满而已。看到我妈，就知道什么是“良知现成”。

以下是最近一次我们饭桌上的谈话：

妈妈：最近好像有个老师被骂了？

我（没想到她会扯这个话）：对啊，那什么范跑跑。

妈妈：被骂得很凶啊，完全没必要，就是一个人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嘛。以前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真到那种时候是一念都不念，脑子一片空白就跑出来了。也没什么好骂的，也没对不起谁。

我（惊讶中）：您太圣明了。

妈妈：再说你要救人怎么救啊？把学生拉过来压你底下？又不是老母鸡！那种情况下跑出来一个是一个，出来了才能想办法，自个都被压在下面还逞什么英雄？

我：……

妈妈：怎么就不让人家当老师了呢？就算有错误，也不能剥夺人家工作的权利啊。

我：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很特殊。

妈妈：老师也是人啊，又不是神，也上有老下有小。救人是情份，自个跑出来了是本份。我看报纸上，最恶心的就是北大那个党委书记，出了事了就划清界限，说这种学生是北大的耻辱，在学校的时候就骂老师，这不落井下石吗？要是这次人家奋不顾身牺牲了，你看他还讲不讲这种话？肯定说他在校的时候表现就怎么怎么品学兼优，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骄傲。恶心死了！还北大的呢，怎么这种水平？

我：哪个学校的党委书记都一样啦……

妈妈：嗯，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这个样子。

本来我觉得不论多大的事，都不需要评论第二遍。以我逻辑性之强，表述之清晰，写一次就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焉用再？可为什么又来了呢？因为我觉得它确实很重要啊。

从前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范美忠老师的全部哲学，他的文章我也只看过那么两三篇，就算是这样，那又如何？就是持这种学说，可不可以？不但这样说，还身体力行，可不可以？为什么他就没有资格继续站在讲台上向学生宣扬他的观点？

不要老是人民教师、人民教师，大而无边。他教的就是那几个学生，讲课之前就已经说了，你们如果对我讲的东西不满意，不想听，可以不来上课。这次出了事以后，他也说了，会回去跟班上的学生交流，如果大部分学生认为他做得不对，他就主动辞职。还要怎么样呢？

说是会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老师就是要对学生施加影响，不然还做个鸡巴教师？至于良不良，那不是你说了算的，当然也不是范美忠说了算，就是要在往复论争中越辩越明，让学生择善而从，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杨朱之言曾经盈天下，孟子骂他无君无父是禽兽行（范美忠，你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愧对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禽兽不如！），大家互相骂，骂来骂去，最后孔孟之书传下来了，杨朱之徒早已在历史上湮灭无闻。你们怕什么呢？干吗那么不自信呢？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运用行政手段去解决呢？在“批评、说服、教育”的领域里，你们就那么自惭形秽吗？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方讲台呢？口沫飞溅之余，你们有没有认真听取一下当事人，范老师班上那些学生的想法和感受，然后再下判断，范美忠究竟有没有资格当老师？你们到底懂不懂教育，成天一副关心下一代的忧国忧民样？

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恐惧，你们恐惧范美忠的言论比“范跑跑”恐惧地震还要厉害。

实际上，范美忠的言行是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虚伪社会的反动，是对道德真空和文化专制这种完美结合的抗诉。当所有的小人、流氓、恶棍、打手、无耻之徒、装逼犯都满口仁义道德的时候，一个真心相信这些东西的人就只好捂上自己的耳朵，说我不相信，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我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是对珍爱的东西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这些东西我不是不珍惜，而是内心很在乎它的存在。”当然，过犹不及。

我并不认同范美忠的言论，但当看到郭跳跳、王道德、北大历史系党委王书记之流，我就忍不住倒向范跑跑。如果下一代长大了都跟这批人一样混，那救他们干吗？不会留住有用之身干点别的吗？

有一种人就是有烈士情结。当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崇高的真理并为之牺牲自己，他会感到一种自我燃烧的快感。范美忠就是这种人，他自称“思想烈士”。其实就凭他那点儿“思想”，还犯不着那么壮烈。但你们为什么要成全他？可怜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打击范美忠之徒。

       记：你平日里对学生怎么样？

       范：蛮好，但不能说很爱，这一点我不想伪装，这是事实。

　　记：那你对教师这个称谓怎么看？

　　范：教师不神圣，就是一个职业，老师也都有人性的弱点，只是有人是否能够正视自己的人性弱点。

　　记：那你认为你是个合格的教师吗？

范：我认为我的人格、品行都是一等的。难道说，当老师的断一只脚、牺牲生命才算是高尚吗？传授知识、启迪思想难道就不高尚吗？我觉得，我们的很多道德判断体系忽略了人最基本的东西。我教书很认真，从不收学生的贿赂，不利用学生家长办事。我们学校的学生交的学费很多，是个贵族学校，但家长们邀请我出去玩，我都会把钱算清。我不是多么高尚，但我从最基本的做起。

    靠，这样的人不能做老师，什么人能做老师？连这样的人都包容不了，还要打击摧残，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

    满朝之士，皆妇人也！

地震发生以后，国际社会纷纷捐款捐物。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最富的美国捐得最少：只捐了五十万美元，差点还没姚明捐得多。查一下新奥尔良飓风的时候，我们国家援助了多少？

——五百万。好多人已经在咬牙切齿了：消遣我们？忘恩负义的东西！

先别急着下断语。事实是，美国的红十字会才是主力——它捐了一千万。

这是典型的“社会大于国家”的一个缩影。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是不能够随意用纳税人的钱去做人情的。至于民间组织，你们想捐多少，自己去。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也一直是“小政府，大社会”。恭己垂裳而天下治，轻徭薄赋被认为是一种仁政，国家不要去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就拿官民比例来说吧，在落后的“封建社会”，几千个“黔首”里面才出一个官；而现在的比例，据说是26／1，还是几年以前的数据。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国，供着一个有史以来官僚机构空前庞大的政府。

最近读到一篇陈志武教授的文章，感谢这些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真学者：

“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

蛋糕确实是做大了，但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公权力侵蚀的速度。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但相对平等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一个不那么贫穷但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了。如果迅速累积的社会财富始终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分配，不断加剧利益的分化，最终会撕裂这个国家。——有谁希望看到三十年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的吗？

两会期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民生”。到底什么是民生？1978年以前的政府是大政府，但正如陈先生所说的那样，毕竟那时节城里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支出，都是由政府负担的，所谓“生老病死有保障”。四十岁以上的人，对此应该都还记忆犹新。而今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我们可以怯生生地问一句，“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吗？

“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

    “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就是解答。

嗟我亿兆斯民，既没有对税收说“不”的权利，也没有对如何花钱的知情权。到底是谁藏富于民，又是谁与民争利？

所以，不要那么容易被人忽悠了，不要动不动就仇富，混淆了视听。要知道在中国，谁才是最大的资本家。

    穷人，不要哭错了坟头。

既然连我最最崇拜的偶像路上有惊慌都开始探讨孙悟空的小JJ这么严肃的学术问题，我也就不揣谫陋，把自己的一得之见贡献出来，求证于当世大雅君子。

   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

   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生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

                                         ——唐韩翃《同题仙游观》

读完这两句诗而不产生任何联想的人们，只能说你们太纯洁了。据我考证，这确实是一首淫诗，因为它还出现了如下关键词：什么什么雨，什么什么声，什么什么草，什么什么丘。永远不要小瞧了唐人知道吗？那可是白行简创作《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纯真年代！

自从有了这个重大发现，我对那些读到什么野径云俱黑，晓看红湿处就开始吃吃窃笑的人们，打从鼻孔里鄙视，你们，Naive！Naive！

而且这篇佳作一点都不冷僻，《唐诗三百首》里就有。

        碧玉捣衣砧，七宝金莲杵。

     高举徐徐下，轻捣只为汝。

                                       ——西曲歌

我参详了半天，终于不能决定，这是不是性明示的描写。

    总有那么一群深刻的傻逼，在辗转反侧没有女人的深夜里，苦苦地追问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

求求你们，不要再问了。本来只有聪明人才问这种问题，但问多了就变成傻逼了。

因为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是错的。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问的，你一问，它就没有意义了。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已经把人生所有的意义都抽象掉了。并没有一个生命之外的立场，可以供你质询生命的意义。

其实我也傻逼了很长时间，为此苦恼了很久很久。从前读《论语》，子路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当时觉得太笼统了，很难寻摸这个意思。再加上《孔子世家》里写孔子死的时候，倚门而歌，给人一种“哲人萎矣”的悲凉气氛，怎么感觉好像在了生死这个事情上，儒者还赶不上老庄和释家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翻《传习录》，我确定司马迁的文学化描写一定是不对的，因为王阳明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解和回答。

有学生请教死生之道，阳明说知昼夜即知死生。学生说，那么请问昼夜之道。阳明说知昼即知夜。这个同学就笑起来了，说白天也有人不知道的吗（昼亦有所不知乎）？下面是王老师无比骠悍的回答：

“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昼夜之道，而知更有什么死生！”

这是我极度崇拜王老师的开始。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便早日清清白白地都看见！

其实这些话也不是王阳明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每一句都深明经义。“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系辞》），这便是知昼夜即知死生；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便是无一息断绝；颜回同学也很争气，能三月不违仁，其余的就不大能斗，个把月才来一次，跟来例假差不多，这便是有间断。一旦点破，豁然贯通，全部都是对的。

经常碰到那种人，特有终极关怀，愁眉苦脸地说，我最近半夜想事情老是想不通，越想越辛苦，神经衰弱，失眠。我只能建议他找个建筑工地搬两天砖头，看看还有没有工夫失眠。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

         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

         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

         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守仁《睡起偶成》

听闻“教育部门”已吊销了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证，这意味着他从此再也不能做老师了。

昨天我还说：“没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过度悲观。因为我们的教育界，还没有完全被郭跳跳、王道德之流所把持。”现在我收回。 

 朱光兵: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范老师离开呢? 　 

　　光亚老师: 范老师的离开是学校正式发文解除继续聘用的通知。　　 

　　朱光兵: 之前媒体报道，校长说不会因言论而开除范老师，为什么还是与他解聘了呢? 　 

光亚老师: 是因为教育部门已经正式通知我们，将范老师的教师资格取消，范老师无教师资格，就如司机没有驾驶证，所以我们也不能再聘用他了。 

面对“开除”的呼声，卿光亚校长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也不觉得他就不能做老师了。教育部门说：我有这个权力！

“教育部门”，都是些什么人呢？

北洋军阀时代大概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自由开放的日子。那时节的北大，真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人都有。文科学长陈独秀曾经因为逛八大胡同，被妓女抓伤了下体，而上了报纸的头条，桃色新闻很轰动了一时。偏偏陈总司令又是鼓吹“新文化”、“新道德”最不遗余力的人，搞得校长蔡元培很头痛，但终于没谁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后来他把《新青年》迁回上海，是他自己要走的。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罢免了他手下的“区区佥事”周树人。鲁迅告他，最后居然把官司打赢了。（我不了解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我觉得范老师也应该上诉，你说吊销就吊销吗？要不要有个说法？）

在东北，每到孔子的诞辰，张作霖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凭各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尊师重道有如此。学生请愿是要镇压的，但只要你不来找老子麻烦，老子也不去犯你的河水，实在骂老子骂得狠了，先送钱，看能不能把嘴封住，逼不得已，才搞暗杀。除此之外，绝少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教育界的事务，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比一个校长更了解，在他的学校里，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老师。

    现在卿光亚先生真有蔡孑民的遗风，我们的“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向军阀看一看齐呢？

    我不愿意叫他“范跑跑”，我还是称他为范美忠老师吧。

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你跑也就跑了，其实很多人想法都跟你一样，但在公共空间里大肆宣扬，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坚决反对这种混帐话。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什么叫“知行合一”？不欺暗室，岂况三光，有什么是能做不能说的？最大的道德危机就是我们不敢把真正的道德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不识时务，这正是范美忠的价值。

范美忠老师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在坦露自己的灵魂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其实只要换一套修辞，用了一种自忏的口吻，说不定早就有人跟帖去安慰他了：你也是受灾群众嘛，经历了八级地震的，当老师也不容易，不要过分自责啦。

如果范美忠把重大灾难突然袭来时自己的肉体出现的一瞬间的失措和大脑的一瞬间的短路归结为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我想是很容易取得公众的宽谅的。毕竟平时没有演习过，而且就算是训练有素，真的泰山崩于前，突然崩溃，也是可以理解的。

糟糕就糟糕在，范美忠是一个较真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是把人生中经历的所有事件都作为检验自己信念的试金石的，更何况是躬逢地震这么天大的一件事情。如果不能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原有的价值体系，不能够对之做出前后一贯的、逻辑上自洽的解释，他是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生存下去的。这大概是许多网友所不能理解的。

我想说的是，《那一刻地动山摇》其实是一个重构的文本，范美忠也说了，有些对话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它更应当被看作是范老师事后追述这件事的时候，对自己的拷问。如果他认为自己错了，那么他会认错并谴责自己，但如果他认为自己并无过错，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极端的表述。

因此不妨把范美忠为自己设定的极端情境与这个偶然事件剥离开来：一名教师为挽救学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道德的底线还是上限？用范美忠的术语，是不是足够“公正和自由”？范美忠老师很认真地质问了自己，然后很诚实地说：我做不到，而且别人也不必这样做。——要命的是后一个结论。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有如鱼生活在水里，但是言行必须一致，首尾应当一贯，这是“诚”；而你的信念是不是合情入理，是不是应当得到尊重，则是“明”，不能说别人对此就无法加以质疑和评判了。《中庸》上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二者是要一致起来的。

用了“诚”的标准，我想范美忠老师的人格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的想法有没有混乱的地方呢？

   （以下五百字为学理化讨论，非理论倾向者请忽略掉：事实上，范美忠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保全自己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注意，是无条件的。这就是霍布斯的想法，也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仅仅有生命权是不够的，洛克又加上了财产权，光有命有钱也不行啊，后来又加上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到约翰·密尔就灿然大备了。不要看这个社会平时温良恭俭让，在极端情境下，为了争夺生存权，那是极其残酷的，霍布斯有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当发生地震的时候，回归到自然状态，肯定是所有人都夺路而逃的，哪怕堵住了别人逃生的机会，这是Nature Right，也不会因教室里有一名教师而改变，那些身份都是社会附加的。范美忠说他会为自己的女儿放弃生存权，那已经慈和得多了。

我注意到在节目里，范老师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德，只有一群人的私德。那些学生的家长希望他能够为保护学生牺牲性命，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完了追赠他一个烈士的称号。其实从社会的角度看，救了一条命，甚至一条也没救得了，陪上一条命，这个结果又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大意）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推论，边沁和穆勒会赞成他的想法。或许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恰恰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的，它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颠覆这个社会的程度。

过去我们在宣传舍己为人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重点放在“舍己”上。而范美忠说，他明确反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的提法，这是一种道德绑架。

范美忠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推论过度。高的道德，可能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伪善者充斥着这个世界，但你也不能否认真诚的高尚者的存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怎么能够否认这是一种美德呢？这不也是在把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全世界吗？用胡紫薇女士的话讲，价值观输出啊？

世上还有没有“美德”这样东西，除了挣脱一切约束一切责任的“自由思想”？如果有，那么它指向什么样的行为？

“舍己为人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美德。”那么杀人纵火是不是也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选择？连萨特都说，自由选择是要担当责任的。

范美忠用他极端的表达方式挑战着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或许过于偏执，但他的确试图撕开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暧昧。什么才是人的第一天性或本能？道德究竟是什么？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意思？尽管整不明白也照样过日子，但这些问题仍然是重要的。

道德家们也不必那样暴跳如雷。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无论如何，包容“异端”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多元社会嘛，有异端是正常的，十几亿人都一个想法才不正常。一百多年前，一对男女手牵手在街上走是“淫奔”，是禽兽行，现在就是当众打kiss也没人看了。过去是异端，现在就不异端了。

如果我有孩子，我还是愿意把他送到范老师的班上。毕竟，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表现得像军人一样勇敢，并不是一名教师的必备素质。对一个老师来说，保持对自己信念的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就像军人必须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一样。

最后，我要向卿光亚校长表示极大的敬意，他真有教育家的风度。有这样开明的校长，没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过度悲观。因为我们的教育界，还没有完全被郭跳跳、王道德之流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