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载，昨天王静荣又前往安康医院探视王静梅（现在叫“刘亚玲”），没有能够见到。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病人”情绪很不稳定。

我不知道，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犯下了惊天大案之后，在公安局做完笔录，被强制性地送往精神病医院，待上四个多月，失去人身自由，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她的情绪是不是还应该保持“稳定”。——那她一定是有病了。

上古时代，任侠之风甚烈，挟刃复仇的行为往往是受到赞美的。《礼记》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来不及回家拿兵器，也就是说一直都揣着），交游之仇不同国。”古乐府有《秦女休行》，歌咏的是秦氏女为父复仇的光辉事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洒血溅飞梁。”李白也写过同题的诗句。到了明代，还有伟大的学者黄宗羲，袖了铁椎，扑击那构陷他父亲的仇人，简直不像个儒者。

但越到后来，政府法令越繁密，不能任由民间自行报复了。本来么，他杀了你的父亲，你跟他不共戴天，非杀了他不可，而你杀了他，他又有后人，跟你又不共戴天……所谓冤冤相报。所以要讲法治。由国家出面，扮演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把惩罚和报复的权利都收归国有，所有的强力和暴行都到此为止。在一个疆域之内，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暴力。

但前提是国家权力机关能够公正合法地行使公民让度的权利，也就是说，它必须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而且它必须是反身的。

杨佳攻击和报复的已不仅仅是某个执法的个人，而是（至少他认为是）无法讨回公道的国家机器。因此这是一场发生在草民和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司法是否还能保持“公正的第三方”的面目，是这个国家权力属性的最好的试金石。它到底是信誓旦旦的公器（所有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全民国家），还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很不幸，在这次测试中，我们的司法和媒体都考了零蛋——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数的话。

杀人者偿命，我也没有意见。可王静梅呢？刘亚玲又是谁？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的母亲，你会不会有操刀子杀人的冲动？某些人正在用他们的行为，积极地于事后证明，杨佳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在法律以“公正”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生命之前，他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除了用生命去换取，没有别的实现正义的方法。

一家精神病院可以强制性地收容“病人”，无需家属的同意；一个律师可以到精神病院去接受委托；一个被发现有家族遗传病史的被告没有重做鉴定的资格；一个活生生的人能够及时地从地球上消失，又及时地出现……这个国家是黑社会吗？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精神病院里。不在疯狂中灭亡，就在灭亡中疯狂。

从前看基耶夫洛夫斯基的《杀人短片》，很惊讶于作者的敏感。他追随着一个罪有应得的杀人犯，注视他灵魂毛孔中每一次微小的变化，他把从审判到行刑的全过程都置于他的镜头下，直到观众的心为之颤栗。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一个凶残的罪犯也可能是一个正常人。如果那个下午，警察不曾拦下杨佳的车，很多人的生命轨迹都会改变。也许他性情暴烈，心理阴郁，有反社会倾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千百万人中，难免会有一两个杨佳。也许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无法抚平这些个体生命中的瘢痕，国家能够履行的只是一个程序的正义。而基耶夫洛夫斯基把这程序中的非人性、公正中的残忍都解剖给人看：合法的暴力也仍然是暴力，所有的暴力都来自身体，剥夺人的生命的依然是人。《十诫》说，“不可杀人”，这是律法；“杀人者抵命”，这是现代的法律——它也被认为是公正的。这位伟大的导演要拷问的是：这种公正，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吗？

欧洲人的思考是了不起的。但这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我们连寻求那种机械的程式的冰冷的公正，都渺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