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到朱子的《戊申封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见他对皇帝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此前他还给皇帝上过一道奏疏，怕皇帝没有备份，特地又抄了一遍：“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查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

在这次召对之前，有人已经对他说了：皇帝陛下已经烦你了，一听“正心诚意”就倒胃口，你能不能改讲点别的？朱熹说：我朱某人平生所学就在这四个字，你不让我讲，那我讲什么？你让我欺君吗？于是行于无悔。

应该说，宋朝皇帝的涵养都还是不错的。宋孝宗被他叨了二十多年，禅位给光宗，没两年，光宗又禅位给宁宗。宁宗从小就久仰朱子的大名，一继位，马上召其入宫，请他讲书。不料朱老师大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过了一个月，宁宗按捺不住，下课以后降诏：“您老年纪大了（六十五岁），天气又这么冷，每回让您站着讲课，我挺过意不去的。这样吧，明天您就不用来上班了，我给您改了个闲官。”朱熹上表辞谢，宁宗说不用谢。这样朱子一生为官五十载，在朝却只有四十天。

朱熹的奏议，根据全在《大学》。《大学》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二程才把它抽出来列于四书之首，认为是古人为学之序、进德之方。朱熹对之也极为重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可以说，宋儒主张的一切都可以在《大学》中找到。大约后世的读书人（至少到1905年），没有没念过“明明德”的，也没有没念过朱熹《章句》的。

庆元三年，也就是六十八岁这一年的元旦，朱子在他藏书阁的东楹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这可以想见他的心意慷慨。宋庆元六年庚申（1200），朱子卒，至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废科举，七百有六年。程颐在墓表上表彰他哥哥程明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朱子一生整齐四书，“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盖亦此志欤。

但《大学》这一篇，他也未必就读懂了。

朱子说《大学》的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这也是以意断，没有什么根据的。戴震小时候念书，读到这一段就问老师：“这怎么知道就是孔子说的曾子记的，曾子说的门人记的？”老师回答：“先儒朱子是这样注的。”该小同学又问：“朱子是什么时候的人？”答“南宋”。“孔子曾子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东周。”“东周去宋多久了？”“差不多两千年了吧。”“那朱子是怎么知道的？”老师大骇。但它肯定还是有传授的。

《大学》是大人之学，不错，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人之学。《大学》是帝王之学，它说的是周政。大家都知道，周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又和宗法紧密结合，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血缘上的大宗。那个时候家国同构，天子的家事就是国事，所以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诸侯都是他家亲戚（也有一些异姓诸侯），他把家一齐，天下也就平了。后来天子和诸侯之间、诸侯和诸侯之间，宗族姻戚关系越来越淡薄，血缘和名分无法再维系封建秩序了，这就是“礼崩乐坏”。

秦汉大一统，变封建为郡县，“化家为国”，身修家齐还能够推得出国治天下平吗？天下析分为天子之家和千千万万分门别户的小农之家，家国已经断裂了。

可是又不尽然。

秦皇帝也好，汉皇帝也好，天子之家不仅仅是他的家庭、后宫。“天子以天下为家”，这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天子的家是他的朝廷。天子是“君父”（三岁小孩当了皇帝也是君父，袁崇焕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那一年崇祯十八岁，他四十六岁），上朝相当于定省。而天子的百官来自于天下人，所以也可以说，“天下一家”。只要把这个家给齐了，国家自治，天下自平。就像申曲里唱的：

“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下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出自《张爱玲文集》）

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始皇帝的峄山石刻里说：“乃今皇帝，壹家天下。”那么宰相又是什么呢？原本替公卿贵族管家的人被称为“宰”，宰相是封建贵族的家臣，后来所有的贵族家庭都倒掉了，只剩下皇帝这一家，于是他就变成了政府的领袖。汉初已是布衣将相，所以也是“天下人管天下事”。

家大业大，问题也多多。《红楼梦》上说，“大有大的难处”。大汉、大唐、大明、大一统，有的皇帝不觉得他是天下人家的，而认为整个天下都是他家的，像黄宗羲指斥的，“我固为子孙创业也”，“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所以才要“存天理，灭人欲”。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君权和相权的消长。内廷与外朝声气相通，则国治；相否隔，则乱。所以诸葛亮苦口婆心地对后主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朱子在封事中也以此意讽劝宋孝宗。

但这些话对皇帝说说还犹可，对庶民就是瞎起哄了。你一个小老百姓，存什么天理，灭什么人欲？还轮不到你！思不出其位、礼不下庶人。

我们来看《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然后说尧舜如何如何，桀纣如何如何。这说的是一般人家、一般的人吗？这分明是帝王之家！朱注说：“一人，谓君也。”原来他也很明白的。后面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说的更全部都是为政之道。

后世的迂儒不明所以，都照着练，把身一修，把小家一齐，怎么国还不治，天下还不平呢？不是“君子不出其家而成教于国”吗？没有效验啊？——他把自个当天子呢！人家说的至少也是有位的君子。

这就要通古今之变。古之君子，有位有德；后世是有德者未必有位，有位者未必有德。宋儒的学问被称为“道学”，这个道，就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必定是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而“孔孟之道”只是一种学说，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因为已经没有位了，尽管孔子有天子之德。所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周公以下，已无圣君。有圣德的都是臣，他们想要行道，只能得君——期待一位能够推心委任他们的圣天子出现。可是那个概率，跟中六合彩也差不了多少。

宋以前的社会，还有封建的遗蜕或变形，比如门第阀阅。谢安还在东山高卧的时候，时人就知道他将来是要做宰相的。而宋以后，已经完全是一个平民社会了，所有人家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帝王家，故云“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你一个庶人，再怎么笃信圣人之道，把身再怎么修、家再怎么齐，也推不出国治天下平的。唯一得位的方法，就是通过科举，想要得君，就更困难了。

所以不论是朱还是陆，对王（安石）都羡慕得要死，每次读到《孟子》都情难自抑，一唱三叹：“管仲得君，如彼其专！”可他们又不能把皇帝拱下去，说“你不行，我来干”，那是乱臣贼子，为圣人之徒所不齿。只能“居易以俟命”，并不定期地折磨他的君，谏他，哄他，晓以“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本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是彻上彻下之道。到宋儒就只剩下下半截了，因为得君行道实在是太渺茫了。笼统地说，唐以前的儒是经纶世务的，宋以后的儒是著书讲学的（也兼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孔子是一车两马，倦游列国以还，见他的道实在不可能行于当世了，这才抽出钢笔作《春秋》。现在是只有一个天子，也不用试那么多次了，朱子三十岁不到就一门心思“代圣人立言”，在他的年谱里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辞、辞、辞，辞掉官职。但他也不断地上、上、上，上疏言事，存了万一的希望。到了王阳明，就很少再去跟皇帝讲什么修齐治平之道了。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正德十五年，他写了一篇《谏迎佛骨疏》（和韩愈那篇是同题作文），希望皇帝效法尧舜，恢复三代，却是“稿具未上”——他已经放弃了。那是明武宗朱厚照同学御宇期间。

宋明儒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著书立说、教化于民上。（他们写书是等后世圣人之出，可是圣人老也不出。）跟皇帝说不通，说得不好还要被打板子，跟老百姓讲讲总可以的，他是“四民之首”，这个资格还有。可是您的圣人之学连天子都做不到，怎么能用它来要求我们呢？拿着王者之书给所有的读书人（其实也就是庶人）当修身课本，然后再拿这套去绳全社会，这里面是有很大毛病的。一言以蔽之，礼下庶人。

原始儒学对君子小人、义利之辩并不像宋儒这样严。“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各得其所，并没有想要把整个社会改造成君子国。后文更是反复申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真读懂了这几句话，又何至于以理杀人。

所以他们连这下半截也是倒做的。朱子改“亲民”为“新民”，也是以意改。后来王阳明说，还应该是亲民，兼教养义。

总之，《大学》不是平民学，而是帝王学。老百姓自有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前面说的申曲就是。古之士将来是要辅翼天子的，所以必要学习这些原理，了解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要求平民百姓也“存天理，灭人欲”，命令修齐治平，是犯了知古而不知今的错误。

但今之士也来自于平民。庶人有天下志，持之不坠，他就是士，就是贵人了。平民社会没有了身份贵族，却有一个不断流动的士的阶层，此所以生机活泼。《大学》里面也确实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天子和庶人之道本来就是一贯。孙猴子对玉皇大帝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真有中国民间的跌宕自喜。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也是起于民间。又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所以宋儒也不完全错。